此时的高级步兵学校，经历了苏联红军的军事改革的洗礼，步校的学习生活十分紧张。每天一早，学员们要穿着红军大衣和大皮靴跑步出操。学校训练的课目内容十分丰富，有战术、兵器学、地形学、炮兵、工兵课目，政治工作，政治经济学，以及俄文等。平时除课堂讲课外，还有队列、打靶、投弹、马术和野外攻防演习等等。
留学生活开始了，虽然刘伯承不曾想到将来当军事翻译家，但留学生活已使他走向新的语言世界。
语言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在异国他乡求学，语言不通几乎是寸步难行的。有一次，他独自到商店，准备买一只盛食品的小饭盆。尽管他事先结结巴巴地学了几句俄语，但一到商店就说走了调，结果捧了个小脸盆回来。当晚年回忆起初学外语的经历时，刘伯承总忘不了这“段笑话。
然而，更要紧的还是在学习方面，当时的军事课程，内容很多，又都是用俄语讲授，先期到苏联学习，后来到步校担任翻译的有伍修权、梁振鸿、乔丕成、傅清华等六个人。学员们只有通过翻译转达，才能了解到所学的课程内容。这样来回中转，既费时间又影响效果。尤其是军事工程方面的名词术语，如“胸墙”，“背墙”等等，有时连翻译们都感到头痛，更不必说初学的刘伯承了。
时任校长斯莫林上将治校有方，对军事教学抓得很紧。在他的主持下，学校教员们对学员要求十分严格。教师的课堂提问很多，而且要求学员起立回答，若是答得不对，或答得不完全，就不能坐下。只有等到下一个学员回答正确完整时，教员才点头让学员坐下。不论是苏军学员，还是各国留学生，一律对待。刚开始的时候，刘伯承也被这样“亮”过几次“相”。
然而，某种“难堪”，或某种外界条件的刺激，往往可以转化为学习的动力。有一次，学校搞野外训练课目，一位中国学员用生硬的俄语向当地村民询问村庄的地名，那位居民未听懂意思，耸了耸肩膀表示说：“听不懂，听不懂。”当他们前进到另一个村庄的时候，那位学员又走向村民打听，得到的回答还是“听不懂，听不懂。”由于学员俄语水平普遍较低，加上这位学员自以为是的理解，便将这两个村庄误认为是“大不懂村”与“小不懂村”。结果，在作战文书上出现了这样的字样：“××部队在‘大不懂村’与‘小不懂村’之间运动……”这个真实的笑语，使刘伯承进一步懂得，对于搞军事专业的革命者来说，学习外语，准确地掌握外语，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向外语世界迈进的时候，横在刘伯承面前的困难是可以想见的。这一年，他已经渡过了三十五岁的生日。跟二十来岁的年轻同学相比，他是年长十多岁的“大哥哥”。更为艰难的是，他的右眼早在1917年讨袁护国战争中已经受伤致残，装着玻璃眼球的眼眶时常发炎、肿痛。另外，长期的战斗生涯，还给他的身上留下六处伤痕，每当天气变化，就感到隐隐作疼。当时，许多同志和朋友都为他的身体担心。
但是，有更多的人知道，刘伯承是一位具有钢铁般意志的典型革命军人，从辛亥革命到讨袁（世凯）、护国、护法、讨贼战争；从担任泸州、顺庆起义总指挥，到南昌暴动的参谋长，戎马生涯十五年，枪林弹雨，刀山火海，全然不在话下。面对新的困难，他没有灰心丧气，没有倦怠，他把俄文当作眼下要征服的“敌人”，以当年攻城夺关的精神投入了这场新的战斗，他决心以加倍的努力来弥补自身的不利条件，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一点一滴学起。
当时的苏联，虽然渡过了困难的经济恢复时期，但苏联人民的生活依然十分清苦；老百姓按定量配给黑面包，商店门口经常排着长蛇般的队，人们的衣着简朴、陈旧……但是，在列宁创建的苏共（布）和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奋发图强，克服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处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尽管当时苏联人民的生活很艰难，但对各国留学生却热情相待。中国留学生除发军服外，还发给竖领子的列宁式夹克，或是纽扣缀在左边的紫色乌克兰式衬衫，有的还发给西装。在食品方面，除牛奶、面包给予保证外，有时还有鸡蛋、黄油、鱼子酱。刘伯承因其军阶较高，还有特殊“供给证”，可以到“特供”商店领取一定数量的“特供”食品。面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情谊，他内心十分感激。他时常把自己的“供给证”转借给学校的清洁工，将另份食品转赠给苏联儿童。他实地考察了苏联，看到了伟大的列宁主义精神，看到了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苏联人民取得的每一个胜利成果都使他深为感奋，倍受鼓舞。
自然，他也联想起灾难深重的祖国，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人民涂炭，国运衰败……这一切，更激起他奋发自强，学习军事，拯救祖国的强烈责任感。他深深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引中国革命的伟大真理，革命的军事科学，是马列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要学好先进的军事科学理论，必须掌握列宁故乡的语言。此时，在刘伯承心目中，俄语不仅仅是一种表意的，随时可与自己的母语互换的符号，而且是寻觅俄罗斯文化轨迹，乃至革命科学轨迹的工具。
在军旅中，刘伯承早以苦学勤读、强记博闻而著名。在学习俄文时，他同样有其独特的方法。他形象地把语法当作“钱串子”，下功夫掌握俄国语言的规律。同时又把单词比作零散的铜钱，日积月累，逐一聚集。在俄语中，“P”这个字母发音比较难，加上他的川东口音，念起来经常跑调。为了练好，练准“P”字的发音，他着实下了一番功夫，甚至在别人熄灯就寝后，还跑到走廊里去练习。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他逐渐掌握了进入新的军事学科大门的钥匙。
1928年春天，刘伯承致函重庆旧友王尔常，曾详细叙述了自。己初学俄文时的情形。他在信中写道：“……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阴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患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词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曾和刘伯承一道留学的李修业教授回忆说：“刘伯承同志虽然年龄较长，加之视力欠佳，可是他比我们较年轻的同学用功得多，不但能严守学校所有的规章制度，而且还坚持起早锻炼（莫斯科冬天早上的气温大都在零下十五六度左右），我们常常发现他在我们去操场之前早已在那里朗读俄语，据他说，这样第一不妨碍别人安宁，第二早上空气新鲜，容易记忆，这是学习外语的好窍门。他除自备单词小本外，每日必在左手心中写满生词，直到完全记熟后才另换新词。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一点时间就背诵单词，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也不放过。认为如不背诵，就是浪费。有时一边走路一边看看左手上的单词，星期日除洗澡外，他很少外出，几乎整天在念俄语。他常说，只有把俄语学好，才能自阅原文书籍，才能更多地学到东西，才能更快地充实自己。因此，他比我们学得较快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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