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停战谈判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我内心始终坚信，除进行谈判之外，再无其他合理的办法。武装侵略被阻止。侵略者被赶走。我军牢牢地占领和控制了一个更有利的防御地带，这个防御地带大部分处于三八线的北朝鲜一方，而不是南朝鲜一方。不错，在经过数次谈判之后，停战协定即将签字之际，中国曾发动过一次强大的攻势。但是，它根本不象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是这场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攻势。这次攻势只不过占领了几个警戒阵地和一些没有多大战略价值的地区。而且，所有这些地方都完全位于三八线以北。这次攻势只不过是敌人最后的一次徒劳的尝试，旨在将我们推向一道比较难以防守的停战线上，以某种所谓的“胜利”来结束这场战争。我们牢牢地守住了坚固的防线，而没有采取有人提出的直接打击中国的对策。鉴于上述所有情况，加之中国人也希望停止战争，难道这还不是进行谈判、停止战争的时机吗？
我们是否应该参加谈判姑且不谈，有一个情况是肯定的，即从华盛顿发出的许多指示增加了我们整个谈判的困难，并且大大推迟了最后协定的达成。这类指示曾不止一次地打乱我谈判代表的计划，使他们失去了唯一可以博得共产党尊重的那种有力的支持。有这样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在我方代表已表示坚持要在停战条款中写进禁止修建新机场和修复老机场的内容之后，华盛顿还指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当时，由于我们的轰炸，在整个北朝鲜已经不存在一个可供作战使用的机场了。如果没有上述限制，共产党人就能够将其战斗机从满洲调至北朝鲜 （停战协定一签定，他们立即就这样做了）。这样，他们便能打击南朝鲜的深远后方。华盛顿的这一命令实在让人有苦难言。
华盛顿还命令我们改变自己的如下立场（其理由是苏联没有参战），即反对苏联象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作为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成员的立场。这场战争是苏联怂恿、挑起的，对方作战的坦克、飞机、大炮也是由苏联提供的。把这样一个国家也算成是中立国实在是天下奇闻，因此我们竭力反对将其作为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可是，华盛顿命令我们仅仅把苏联与朝鲜有一条共同边界作为反对其担任监督委员会成员国的理由。这个态度上的变化肯定会使共产党觉得我们承认了自己的软弱无力。
另外，我并不认为由于举行停战谈判就使我国人民丧失了什么尊严。我不相信我们国家的独立遭到了任何损害，也不相信深深扎根于我们心中的道德观念、对上帝的信仰和为公理的最后胜利而献身的精神已淡漠下来。
五十年前，曾经出现过这样一个时期（许多人对这个时期至今仍记忆犹新）：在一个国家明确表示采取一项方针之后，即使军队土崩瓦解，人们也不考虑进行谈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九一七年四月的尼维尔之战和其后十月份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指挥的法兰德之战，使得千千万万个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健儿们尸骨如山，血流成河。然而，不管为了何种原因，获得何种好处，付出这样惨重的牺牲是否值得，历史肯定是要提出疑问的。这种极其重大的损失当时确曾使某些政界人物的头脑变得清醒起来。但是，那一年虽然有进行谈判的好机会，他们却缺乏应有的眼光和勇气采取其他合适的步骤，而继续在那里追求所谓“胜利”。结果，形成了军事上的相持局面，双方的鲜血几乎流失殆尽。其实，稍有头脑的人在当时都会采取行动停止这场战争的。
劳埃德·乔治在视察前线之后说：“如果人民真能了解到实情，那么战争明天就会停止。可是，他们自然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实际情况。记者们是不会报道的，新闻检查也不会让真相透露出来。战场的情况令人毛骨悚然，是人们精神上所不能忍受的。我感到我再也不能继续干这种流血的买卖了。”〔作者注：引自利昂·沃尔夫所著《在法兰德战场》一书。〕可是，几乎在同一时刻，英国政府却正式要求美国派出五十万青年归英国指挥，进行“为期七周的堑壕战训练——尔后到法国进行七天的测向训练，再作为步兵投入战斗。”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领导人拒绝让我们的青年人遭此厄运，没有把他们派到战场上去当外国人的替死鬼。他们坚决主张建立我们自己的不受协约国领导人随意支配的军队。
此时，“全面胜利”的诱惑力在法兰德仍然是那样令人无法抗拒。直到十万条性命换得一小块深不可测的泥潭的愚蠢行为震动了将军和政客们之后，直到苍天有眼、让冬季的大雪阻止了这一疯狂的行为之后，这场大屠杀才告结束。
然而，在朝鲜，一出现可以停止相互杀戮的机会，我国政府便立即表示了欢迎的态度。那种破坏联合国采取集体行动而让美国自己单干的企图遭到了破产。在实现停战之际，在朝鲜派有战斗部队的十六个盟国再次庄严声明：如果对方再度采取侵略行动，他们将决心迅速作出回答，而且，那时，他们的作战范围就不一定局限于朝鲜半岛了。
尽管我们失去了在朝鲜取得“全面胜利”的机会（如果在朝鲜真有过这样一个可以创造这类丰功伟绩的机会），我们还是使国际共产主义遭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惨败。我们也证明了集体安全的方针的确是行之有效的。如果联合国不是在美国的领导之下迎头痛击了共产党人的挑战，那么，它本来会变得分崩离析，软弱无力。
一九五一年四月，我在东京接任联合国军最高指挥职务之后，曾发表过这样一个谈话：“我相信，在军事史上从未有过象今天这样有如此众多的盟国这样和谐地并肩战斗，而且相互间又这样完全信任、尊重和合作的先例。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些部队 （联合国军）的参战大大提高了联合国军的战斗力。”
最后，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七月五日至九月三十日），共产党人向南朝鲜的突进遭到了抗击并被阻止，侵略军几乎全部被歼。从元旦开始的共产党人的攻势，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即被迫停止。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第二次撤出南朝鲜首都之后刚刚三周的时间，联合国军便转入了进攻。这次进攻，除受过几次短时的挫折外，一直持续到侵略者被统统赶出南朝鲜为止——只有一小块很难防守的南朝鲜领土仍为敌军占领。但是，有一块北朝鲜领土则为南朝鲜所控制，而且直到今天还在其控制之下。
一九五一年五月，我作为联合国军司令和美国驻远东部队司令报告了自己的如下分析判断：敌人“再不会具有发动四月二十二日和五月十五日那样强大攻势的能力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我给第8集团军及其当时的司令范弗里特将军发出了下面这封信：“我认为，历史有一天很可能会这样记录：……这支军队向最邪恶的势力进行了挑战，抗击并击退了这股势力。它一直威胁着人类争取个人尊严和自由的长期斗争。我相信：很可能，共产主义洪流的浪头已被你们有力的双臂和坚强的意志所粉碎，这股危险的潮水……已开始消退。”
我希望这就是历史作出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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