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营地里，犯人们用只有天才才能想到的各种各样临时凑合的武器（镐把、带刺的铁丝做的连枷状武器、秘密地用收集在一起的金属碎片磨制而成的刀斧，甚至用帐篷撑杆做成的长矛 ）武装起来，袭击了美军第27步兵团的一个营。该营是派进来在南朝鲜审查委员会调查情况时维持秩序的。鉴于避免造成任何死亡十分重要，士兵们仅使用震荡手榴弹来阻止暴乱分子 （如果造成死亡，共产党方面就能将其夸大成大屠杀）。最后，指挥官不得不命令部队向暴徒们开枪。直到这时，战俘们才撤了回去。在这场骚乱中，一个美国人被杀害。犯人中有好几个被打死，另有一百多人受伤。
正是在这次暴乱之后，我们才决定将战俘营疏散到济州岛和峰岩岛，并决定增加看守和警戒人员。可是，我们仍然没有真正了解这一阴谋的复杂性和深刻背景。
整个春季，战俘营中的骚乱事件不断增多。他们举行群众大会，打着写有反美口号的大幅标语，升起北朝鲜的旗帜，并且组织各种各样的挑衅和反抗行动。
到四月底，在巨济岛上的十七个战俘营中还有七个没有完成调查工作。这七个战俘营闹得最凶。事情很清楚，只有在双方付出某些生命的代价、我们强行进入战俘营并对战俘严加管束之后，才能正常地统计同意和反对遣返的人数。范弗里特又将美军一个营调进去协助平息这几个战俘营的骚乱。同时，他还命令另外几支战斗部队进驻釜山，准备在突然发生严重骚乱时迅速开进巨济岛。当时，他就可能出现的事态提醒我说，如果在进行反抗的集中营中动用武力，那么已经完成调查工作的集中营肯定会加入到反抗的行列中去。
根据后来掌握的情况重新总结这段历史，人们可能会说，如果当时使用武力来了结这桩倒霉的事情情况可能会更好一些。毫无疑问，这件事情用武力是可以完成的，尽管会造成许多伤亡。也许，如果我们的情报部门在当时能象不久之后那样，发现这一周密利用这些战俘中反抗情绪的、涉及面很广的复杂阴谋，那我或许就会采取另外一种不同的立场了。但是，我当时并不清楚，现在也不清楚，共产党方面为取得宣传上的胜利究竟准备牺牲他们自己人多少生命。
实际发生的情况是，由于停战谈判的情况看来有了好转，我请求参谋长联席会议同意暂时停止调查活动，干脆把几个采取抗拒行动的集中营中所有的人都算作赞成遣返回国的人。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表示同意，认为，这些战俘里任何强烈反对遣返的战俘，在实际交换战俘之前，甚至在交换开始之后都还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愿。
共产党失去了一次嫁祸于联合国军的机会，而且，在和平即将来临之际，一次无谓的牺牲得以避免，对此我感到十分高兴。然而，我的本意并不是要集中营放松纪律或管理。战俘问题最终还是我的事情，尽管具体的处置权已授予集团军司令。处理战俘问题是集团军司令的主要职责，因此我不久就提醒他要履行自己的职责。
五月初，我所辖部队的宪兵司令视察了巨济岛上的战俘营，并向我递交了一份令人不安的报告，指出那里的管理很不得力。曾发生过好几起战俘短期扣押联合国军军官作为人质的事件。在某些抗拒最坚决的集中营里，战俘们甚至不让将提供给他们的食物和用品送进去，我立即给范弗里特发出一份措词尖锐的电报，提醒他，尽管放弃了调查计划，但仍须保持正常的管理。而从范弗里特的反应来看，他关心的好象是这样的事情，即宪兵司令竟然在通知他范弗里特之前就将在集中营看到的情况报告了总部。
根据这份报告，我觉得很难理解为什么对后来很快又发生的惊人事件就不能有所预见，有所准备。五月七日，共产党战俘扣压了联合国军战俘营司令弗兰克·多德准将，并且扬言，如果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就把他杀绰。
这位准将是在没有适当警卫跟随的情况下去会见共产党俘虏的。这些俘虏诡称要与他就一些不满的事情进行谈判。他们一将他抓到手就宣布说，如果我方人员开枪，他们就结果他的性命。多德本人则传出口信，要求当晚 （当时已是下午较晚的时候）五点钟之前不要派部队去解救他。范弗里特指示，除非第8集团军司令亲自批准，否则，不得使用部队解救多德。因为，问题不单单是多德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一场大规模的越狱行动好象已迫在眉睫。如果动用部队，看来肯定要在双方引起一场恶战，在战俘中将会造成严重的伤亡，结果会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次危机差不多就是在我预定启程赴欧洲的前夕发生的。我奉命到欧洲接替艾森豪威尔将军，他当时正准备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活动。在多德将军遭到劫持的消息传到我这里时，我的继任者马克·克拉克将军已经到达东京。我立即让我的参谋长多伊尔·希基召集我的主要参谋人员举行一次晨会 （五月八日）来研究这一事件。我准备会后立即启程前往朝鲜。由于这件事四天之内（我已接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要我于五月十二日离任）将全部交给克拉克将军负责，所以我要他和我一同前往。但是，我还是决心自己和范弗里特一起先制定一个解决这一棘手问题的方案，而不想如此草草地将问题丢给克拉克将军，增加他的负担。
在我们到达东京之前，范弗里特已命令增援部队由釜山开往巨济岛，并且派美第l军参谋长查尔斯·科尔森准将接替多德统管战俘营。多德的职务则被范弗里特正式解除。科尔森于五月八日到达巨济岛，他立即通知共产党人多德已不再担任战俘营司令职务，并警告他们说，如果在规定期限内未能不加伤害地释放多德，联合国军部队将开进战俘营以武力解救他。
与此同时，共产党人提出了他们的要求，多德则同意充当中间人的角色。起初，他们要求对战俘联合会予以承认，并要求在几个营地之间建立电话和摩托车通讯联络。当克拉克将军和我抵达朝鲜时，范弗里特告诉我，他打算与战俘就释放多德的问题进行谈判。这意味着，问题的解决至少要拖延四十八个小时。对我来说，这种拖延就意味着失败，因而是全然不能接受的。但是，我知道，我们采取的每一个步骤都会影响到停战谈判。所以我觉得，在下达任何命令之前我都应当首先与我方首席谈判代表乔伊海军上将进行磋商。我们一行飞到了汉城。在那里，海军上将乔伊真心诚意地同意我的看法，即任何拖延和姑息都会被共产党人看作是投降的表示。他还认为，我们应当立即要求释放多德，并以武力来支持我们的要求。
于是，我写信指示范弗里特将军，要他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手段甚至包括坦克在内，立即在战俘营中建立秩序，并将这种秩序一直保持下去。范弗里特立刻命令美第3师的一个坦克营从他们在北部的阵地出发，由陆路行驶二百英里，然后再由登陆舰输送到巨济岛。如果赤色分子拒不执行我方要求，或者进行拖延，我就决定开枪射击，而且以最好的效果进行射击。自然，我明白，我的命令可能会使共产党人将他们威胁要对多德采取的行动付诸实施。对这种有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我准备承担一切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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