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制定各种计划时，通信联络也是我极其重视的一个问题。我不想再收到关于任何部队长时间“失去联络”的报告。我们拥有联络飞机，并且配备了受过专门训练、可以勾取和空投信件的人员。我再一次催促部队恢复我们的先辈采用过的一些老办法，即采用徒步传令兵或者烟幕信号进行通信联络。我命令指挥官们仔细分析一下各自有关传递文电的指示，看看是否妥当。
我们还必须随时做好准备，提高警惕，以防敌人在我后方地区实施伞降——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威胁，中国军队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对于这种形式的进攻，各级指挥官必须在其受领的地域内做好应付的准备，就如在所属军、师防御地带内仔细划分的地段上负责对付各种地面进攻一样。我命令各个大部队将责任地域划分成若干小块，一直划分到后方分界线为止，以便使各级指挥官都能明确哪个地区是自己必须防守、抗击敌人各种进攻的地区。
这些准备工作在即将采取的作战行动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由于采用了与支援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按调整线推进以及在夜间收缩以防止敌人渗透等办法，我们没有落入敌人设置的圈套，而且，在敌人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突击时，我们还得以削弱敌军的进攻力量。我要求各级指挥官注意学会正确处理大胆前进、歼灭敌军与小心谨慎、保存自己的关系。如事实表明的那样，在所有的前进运动中，都曾出现过需要迅速扩张意外战果的机会。要做到既能抓住这些战机，又能使部队始终可以对付因敌军行动或天气变化而突然出现的严重威胁，这就需要指挥官善于随机应变并具有高度的预见性。
我们最初在朝鲜取得胜利时，对于扩张意外的战果不够重视。因此，为研究如何才能更好地调遣部队、切断并消灭逃跑的北朝鲜军队，我们失去了很宝贵的时机。从现在起，我要求，实施大的推进行动必须拟制十分周密的计划，使各级指挥官不仅知道如何处理灾难性的意外情况，而且还要知道怎样最大限度地利用意外的胜利。
在“狂暴行动”中，当我们向“堪萨斯线”推进时，果然打了不少意料之外的胜仗。胜仗如此之多，以致使我不得不对消除部队中的自满情绪引起重视。第8集团军重整旗鼓、回击敌人的那股劲头一时又使国内充满了信心。一些持乐观情绪的人竟然认为，彻底的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我希望消除部队中的这种自满情绪，以免“圣诞节回国攻势”（或曰“七月四日回国攻势”）的那种劲头再度使前线部队对敌人还可能实施的打击毫无准备。我们的责任是防止部队的自满情绪发展成莽撞、蛮干。
为此，我于四月一日会见了美军三个军中的两位军长，以争取他们同意我如下的坚定看法：第8集团军迄今尚未遇到过的、最艰苦的战斗和最严重的关头还在后面。根据敌军的现有能力和公开的企图，我认为，几天之后，将需要我们的每一名士兵拿出最大的勇气投入一场战斗。野战指挥官首先要具有这种精神面貌，并通过各级指挥系统来影响下面的部队。对共军发起的小规模进攻都有可能酿成规模巨大的作战行动。因此，我军必须随时做好准备，以对付从未遇到过的、更大的威胁。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对敌人保持压力，以便在我抵达一个可据以发起最强大的攻势的地区之前，使敌人得不到重整部队的机会。
由于轻而易举地抵达了临津江，我起先甚至想进而推进至临津江与礼成江（礼成江从临津江西面、开城的附近注入黄海）之间的广阔沿海平原。然而，新近得到的情报说明，这一地区，敌军兵力较我预想的要小得多。这里仅有北朝鲜军的一个师；而在开城以北却发现了中国军队两支以前未投入战斗的生力部队第63军和64军。如果我军越过临津江，则这些新锐部队会对我之右翼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我通知联合国军总司令，我打算改变原计划，准备以第1军以及第9军的左翼部队朝铁原方向运动。 （铁原是位于“铁三角”西南角的一座城镇。“铁三角”是敌军兵力集结的中心，它的北部以“三角形”的顶点平康为界，东南以金化为界，西南则以铁原为界。）
这意味着在“堪萨斯线”的北面要划定一条新的目标线即“犹他线”。其实，“犹他线”不过是“堪萨斯线”向北延伸出来的一个突出部，它可以使我们处于进攻“铁三角”的有利地位。随着我军的推进，敌军的抵抗也越来越顽强。敌军沿其整个正面点燃了树丛和森林，企图遮蔽自己的行动，并阻碍我军对己方地面部队实施近距离空中支援。但是，在夺取了华川水库大坝以及南朝鲜第1军拿下东海岸的城镇大浦里之后，敌人的抵抗行动就逐步停止了。所以，我们事实上未遭任何抵抗便进至“犹他线”。
尽管我们的许多前线部队未能与敌人建立接触，但是却不断有迹象表明，中国人正准备发起进攻。炮兵与空军观察员报告，在第9军控制的那段防线北面，发现敌军的一支约四、五千人的队伍正在向东南方向移动。中国人在北面不再构筑防御阵地，而且，他们正在填掉预先在我前进路线上构筑的防坦克陷阱。
我并不相信中国人真能实现他们吹嘘的目标，即把我们赶入大海或者在战场上击败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一支经受考验、坚强不屈而且信心十足的军队，他们已经掌握了进行这种战斗的经验，适应了各种恶劣的天气变化，而且，拥有的火力在强度上也大大超过了以往打击敌人的一切火力。我深信，唯有发生苏联大规模干预的事态才可能迫使我们撤离朝鲜半岛。在一九五一年春节，这种干预并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果然，总部在三月底向我提供了一份报告。
这份报告似乎证实了我收到的一些从最近在战斗中抓获的俘虏口中得到的情报。总部这份报告的根据据说来自某欧洲国家的前驻土耳其大使。这位大使是个很诚笃的人，一再表明他有可靠的情报，大致内容是：一个以可怕的维·米·莫洛托夫为首的苏联远东委员会打算于四月底在朝鲜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根据我总部的这份报告，苏联将打着志愿军的旗号，动用大量的飞机和蒙古血统的苏军正规部队入朝作战；苏联远东军区则受命，要不惜冒打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以保证赢得胜利。
这类情报我是无法证实的。于是我向总部提出建议，由战区和国家的情报部门加紧查明实情。我还极力要求，毫不含糊地向苏联提出严重警告：对朝鲜的一切干预行动，不管打着何种旗号，都将被看作是战争行为。我的建议究竟产生什么结果，一直无从知晓。不过，在敌人终于发起第五阶段的攻势之后，我们根本没有发现苏军以任何形式加入战争的证据。
但是，尽管有苏军可能参战的情报，我还是不希望第8集团军瞻前顾后、畏缩不前。因此，我在前面提及的指挥官会议上明确表示，只有那些实际负责制定进攻已知之敌的推进计划的指挥官才有权考虑或研究后退行动。我告诉与会的军长和师长，仅仅在下述情况下我才亲自下令立即撤退：
一、苏联人以其现有的军事实力进行干预；
二、与此同时，中共军队和北朝鲜人民军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
三、敌人采取所有这些行动所选择的时机便于其充分利用天候条件；我相信，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会完全赞同撤离朝鲜。
事实上，即使我不这样做，政府也会命令我这样做的。通过与海军和空军协商，陆军参谋机构已拟就一份应付这些紧急情况的计划草案。一旦经我同意，该计划便会以统一的代号迅速下达部队，付诸实施。计划一经初步批准，就要交给各军军长进一步加以充实和完善。届时，各军军长经慎重考虑可以吸收各师师长和一些专门指定的师一级军官一道参加研究，以便使这些人对撤退行动也能有所准备。但是，除专门指定的军官外，不再允许扩大讨论此项计划甚至知道此项计划的人员的范围。
如果我们竟然已打算撤退的消息当真走漏出去，则南朝鲜军队有可能背叛我们。但是，谁也不能因为他们打算在我们一手给他们造成的环境中苟且偷生而责怪他们。我还认为 （麦克阿瑟也同意我的这一看法），万一我们因苏联直接出兵干预而做出了撤离朝鲜的决定，则应等到第8集团军撤至小白山脉以南之后再下达撤离朝鲜的命令。否则，南朝鲜军队的背叛有可能使我两翼暴露，从而使我军为敌军所包围并遭受严重损失。
当然，在此期间，我们并没有消极地等待敌人发起攻势。我们继续朝东北方向推进，首先抵达“犹他线”，尔后抵达“犹他线”向东延伸的部分“怀俄明线”。下一步，我们要夺取瞰制铁原的高地。但是，还没有来得及采取这一行动，敌人便苏醒过来，阻止了我军的快速推进。敌第五阶段攻势即将开始。然而，政治事态的发展突然压倒了战场上的一切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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