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她又由梁思成陪着来到了海王村。在一个旧古玩摊上，一只景泰蓝花瓶吸引住了她，这只花瓶几乎同她小时候在上海爷爷家看到的那只一模一样，她拿在手里仔细观赏着。摊主是一位老人，见林徽因很喜欢这只花瓶，便说：“二位先生还是有眼力的，这是正宗老天利的景泰蓝，别处你见不到了。就是老天利这家大字号，也撑不住，快关张了，北京的景泰蓝热闹了几百年，到这会儿算绝根儿了。”
林徽因买下这只花瓶后，老人还告诉她：北京景泰蓝以老天利和中兴二厂为最大，都是清康熙的老厂，现在已经办不下去了。致于德兴成、天瑞堂、全兴城那几家小厂，就更加难以为继。
回到家里，林徽因总是想着老人的话，不禁为这种传统工艺的命运担忧起来。她与梁思成再三商量，决定在清华营建系成立一个美术组，抢救濒于灭绝的景泰蓝。这个美术组除了原国徽组高庄、莫宗江两名主将，还有常莎娜、钱美华、孙君莲三个小姑娘。如今常莎娜担任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钱美华担任了北京珐琅厂总设计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景泰蓝专家之一。她们现在还经常回忆起与林徽因一起抢救景泰蓝那段难忘的日子。
在美术小组第一次会上，林徽因拿出这只花瓶让大家传看。这三个姑娘都感到很惊奇，这是她们第一次欣赏到景泰蓝。
梁思成说：“包豪斯曾倡导过，艺术不是一种专门的职业，艺术家和工艺师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的区别。建筑、雕塑、绘画应该构成‘三位一体’的环境艺术，三者都应该转向与工艺的结合。”
林徽因给大家讲起了景泰蓝的历史和工艺特点。
景泰蓝也叫铜胎掐丝珐琅，是北京著名的特种工艺品，最早始于唐代，而以明朝景泰年间最为流传，因其主体颜色多为孔雀蓝豚釉料，故名景泰蓝。这种工艺素以造型美、花纹细、色彩绚丽而闻名中外。它雍容华贵、庄重的艺术风格，早就独树一帜，为世界所称道。
林徽因接着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在新中国失传。”
为了调查景泰蓝的生产状况，林徽因、莫宗江与常莎娜、钱美华、孙君莲一起，跑了一整天，才找到了几家不显眼的小作坊。这些小作坊都是一副破败凄凉之象，有的只有三五个老师傅，几副小炉灶，产量很低，而且产品也销不出去。
一个老师傅听林徽因说他们是为恢复景泰蓝工艺做调查的，激动得老泪纵横，握着林徽因的手说：“你们救救景泰蓝吧！”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他们基本摸清了北京仅存的几家作坊和景泰蓝生产情况。这些厂子大都处于倒闭边缘，新老艺人青黄不接，几百年来一直是作坊式操作，图案单调，缺乏对整个工艺市场的刺激，因而没有竞争能力，产量低，也销不出去。
要拯救这一濒临灭绝的民族艺术，最关键是调整生产结构，全面更新设计，才能起死回生。
林徽因找出了珍藏的历代装饰图案，让大家分析研究。用于景泰蓝的图案只有荷花、牡丹那么几种，几百年来一直没有变化，而中国的装饰图案始终是在千变万化中发展着。
林徽因把那些图案指点给大家看：“中国的传统图案是这样表现它的象征意义的，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也都有着自己的象征体系。中国的吉祥图案就是一例，它源于商周，始于秦汉，成熟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吉祥图案以传统的装饰纹样，通过自然现象的寓义、谐音或附加文字等形式，来表现人们的愿望和追求。吉祥图案的内容大都是福禄喜庆、长寿安康。题材是动物、植物、器物、神人、符图等。 这些装饰图案有着浓重的民族色彩，至今，它的民族底色不仅没有全然褪去，而且愈磨愈亮，显示了一个古老的民族传统。然而，任何事物有变化才能有发展。景泰蓝的图样设计很少有变化，这也是它不能发展的原因之一。景泰蓝这种民族工艺，要体现多方面的艺术特色，才能走出困境。我们应该编一部中国的历代图案集，推陈出新，闯一条新的路子。让王逊写文，小常、小钱、小孙你们几个画图，很快就能搞出来。”
林徽因兴奋起来，面颊泛出了红晕。梁思成走过来说：“你又激动了！”
林徽因这才觉得已经很累了，疲倦地靠在枕头上。
他们又多次到景泰蓝作坊调查研究，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一道工序一道工序跟着老工人干活，熟悉每一个工艺流程。
在调查过程中，他们看到老师傅把一条细扁铜丝，蘸上白芨汁，圈成各种各样花纹，然后用焊药烧一下，固定在坯胎上，这就完成了“掐丝”的过程。然后，在花纹的空隙中添上各种彩釉，这是一种细活，要求做到不串色，浓淡有层次，填好彩釉后，把它放在通风处阴干，“点蓝”的工艺就完成了。“烧蓝”的火候最重要，釉料在烧结过程中有收缩现象，需填补釉料，再次烧结，反复四五次，才能烧成。烧结以后，铜丝与釉料已与胎骨熔合，然后施以错工，打平毛刺，再细研磨，这就叫“磨光”，一件绚丽的成品就此诞生，豪华的还要施以“镀金”，那就更漂亮了。
林徽因发动大家为景泰蓝设计新的图案，要求每人画若干幅。林徽因已病得不能动笔，她的创作构想就由莫宗江来完成。
景泰蓝厂的老师傅见林徽因病成这个样子，不忍心让她拖着病体一趟趟往厂里跑，他们就主动到林徽因家里切磋。这样，一批又一批新产品试制出来了。
这年春天，常书鸿在故宫午门城楼上举办了敦煌艺术展。林徽因得到消息，马上组织大家去观摩。常书鸿1936年从法国回来，在国立北平艺专任教时，梁思成曾多次鼓励他去敦煌。1942年秋季，梁思成又问常书鸿愿不愿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1943年3月，常书鸿在敦煌建立了第一个敦煌研究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了终生敦煌研究的事业。这几年，梁思成给他帮了不少忙，曾为研究所的经费等问题多方奔走。常书鸿破釜沉舟，在敦煌一扎数年，这个展览是他发掘敦煌艺术的全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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