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从沙发上站起来，他额角的青筋鼓涨着。才高气盛的梁宗岱，现在担任着北大法文系主任兼教授，在留学法国期间，诗人瓦雷里是他的老师，梁宗岱曾在课堂上亲耳聆听过瓦雷里讲授《水仙辞》，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梁宗岱高声说：“我觉得林小姐对这首诗是一种误读，作为后期象征主义的主要代表，瓦雷里的诗，是人类情绪的一种方程式，这首《水仙辞》是浑然一体的通体象征，它离生命的本质最近，我想你没有读懂这样的句子：‘这就是我水中的月与露的身，顺从着我两重心愿的娟娟倩形！／我摇曳的银臂的姿势是何等澄清！／黄金里我迟缓的手已倦了邀请；’瓦雷里的作品，忽视外在的实际，注重表现内心的真实，赋予抽象观念以有声有色的物质形式，我想林小姐恰恰是忽视了这点。”
“恰恰是你错了。”林徽因也提高了声音，“我们所争论的不是后期象征主义的艺术特点，而是这一首诗，一千个读者，可以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觉得，道义的一些格言，真理的一些教训，都不可被介绍到诗里，因为他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服务于作品的一般目的。但是，真正的诗人，要经常设法冲淡它们，使它们服从于诗的气氛和诗的真正要素——美。”
梁宗岱那颧骨很高的脸上泛着光泽，他的一双大手不停地搓着：“林小姐，你应该注意到，诗人在作品中所注重的，是感性与理性、变化与永恒、肉体与灵魂、生存与死亡冲突的哲理，这才是美的真谛。我认为美，不应该是唯美，一个诗人，他感受到思想，就像立刻闻到一朵玫瑰花的芬芳一样。”
林徽因也站起来：“我想提醒梁诗人，诗歌是诉诸灵魂的，而灵魂既可以是肉体的囚徒，也可以是心灵的囚徒。一个人当然不可以有偏见，一位伟大的法国人，在一百年以前就指出过，一个人的偏爱，完全是他自己的事，而一旦有所偏见，就不再是公正的了。”
大家兴致勃勃地听着他们争论。
第一次参加这个沙龙活动的萧乾对沈从文说：“他们吵得这么热闹，脸红脖子粗的，你怎么不劝劝。”
沈从文摆摆手：“在这儿吵，很正常，你不要管他，让他们尽兴地吵，越热闹越好。”
林徽因坐下去，平静地说：“每个诗人都可以从日出日落受到启发，那是心灵的一种颤动。梁诗人说过，‘诗人要到自然中去，到爱人的怀抱里去，到你自己的灵魂里去，如果你觉得有三头六臂，就一起去。’只是别去钻‘象征’的牛角尖儿。”
梁宗岱哈哈大笑。
大家也一起笑起来。林徽因笑得最响。
那波浪，洗亮了室内一双双星子般灼耀的眼睛。
〖三晋大地的回声〗
下了从北平开往大同的火车，林徽因等几个人愣住了。这就是辽、金两代的陪都西京吗？
从火车站广场上望出去，没有几座像样的楼房，大都是些窑洞式的平房，满目败舍残墙，像是随意丢弃在那里的一堆破旧衣服。大街上没有一棵树，尘土打着旋东冲西撞。
车站广场上聚集着许多驼帮，这是林徽因第一次看到大群大群的骆驼，成百上千的骆驼，双峰的和单峰的，赭色的和白色的，一队队涌进来，一队队开过去。天很低，骆驼高大傲岸，颈下硕大的铁铃，苍凉、悲壮地响在九月的斜阳里。这大群的骆驼总是让人想起远古与深邃，想起大漠孤烟与长河落日，这情景，仿佛是从遥远年代飘来的古歌。
林徽因迷住了，怔怔地站在那里。
梁思成、刘敦桢和莫宗江却让强烈的骆驼粪尿气味，熏得捂着鼻子直咳嗽。
梁思成催促着：“快去找旅馆吧。”
他们沿着尘土飞扬的街道搜寻着。偌大一个大同城，竟然找不到一家能够栖身的旅馆。街上多是车马大店一类的旅舍，他们看到的都是穿着羊皮服的骆驼客，成帮结伙，蹲踞在铺面的门口，捧着硕大无朋的粗瓷蓝花碗，呼噜呼噜喝着玉茭稀粥，他们的光头上冒着热气。
林徽因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引起一片骆驼客的骚动。
刘敦桢开玩笑地说：“真是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啊！”
可是很快他们就高兴不起来了。
快到掌灯时分，几乎跑遍了大同城，也没找到可容身的住处，四个人只好又折回火车站，腰酸背痛的梁思成，苦着脸说：“看来只好蹲火车站了。”
进了候车大厅，奇迹发生了。
突然有谁喊了一声：“这不是梁思成？”
梁思成和林徽因惊诧地转过身，一位穿着铁路制服的大汉站在他们面前。两个人一起惊喜地喊起来：“刘大个子，你怎么到这儿了。”
刘大个子说：“这话该我问你们啊。”
梁思成说：“我们来考察古建筑，跑遍了大同城，连个住处都找不下。”
林徽因向刘敦桢和莫宗江介绍说：“这是我们在美国宾大的同学老刘，他是学铁路的。看样子我们今晚用不着蹲车站了。”
老刘哈哈大笑起来：“我这个站长还能让你们蹲车站？走，到我家去。”
到了老刘家，他们舒舒服服吃了顿晚餐。莜麦片炒山药蛋，还有黄糕。
老刘说：“大同这个灰地方，一年到头是山药蛋，拿不出好东西招待老同学，太惭愧了。”
大家一再说：“好吃好吃。”
这一晚，莫宗江的肚子胀得像鼓一样，跑了好几次厕所。
林徽因说：“莜麦片吃多了就这样，真忘记告诉你了。”
第二天一早，老刘弄来站上一部敞篷吉普车，陪同他们去云冈。
出大同城西30多里，便是云冈石窟。石窟依武周山北崖开凿，面朝武烈河，50多座洞窟一字排开。
这座石窟开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初年（公元460年），与中原北方地区的洛阳龙门石窟和西北高原的敦煌莫高窟为中外知名的三大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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