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五日，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林伯渠、董必武出席了这次会议。十五日，林伯渠就这次国共谈判问题作了详细报告。他在讲到谈判的重要问题时说：我们所要求于国民党中央的，首先是在全国实行民主政治。这是因为今天民族敌人正深入国土，抗战尚在艰巨时期，必须全国军民团结一致，才能坚持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用什么方法来团结和发动全国力量呢？我们认为应该在抗战中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团结和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以拯救我们国家民族的灾难。这是中共自抗战以来的一贯主张。其次，从国共两党关系上说，希望解决一些悬案，主要是有关军队、政权与党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经过七年多的作战，正规军已增加到四十七万七千五百人，并组织了民兵二百二十万人。我们要求政府发给我们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在敌后已建立了十五个抗日根据地，人民选举了自己的政府，管辖了八千八百万人口，我们希望政府承认这些抗日民主政权，并撤销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经济封锁；在党的方面，我们要求政府给中共以公开合法的地位，对其他党派也是如此。①
林伯渠在报告谈判的重要分歧时指出：中共所领导的在敌后作战的军队，近八年来在异常艰苦的敌后环境，坚持与发展了华北、华中、华南敌后三大战场，抗击了绝大部分侵华的日军与伪军，本应全部编成四十七个师才是合理的。在西安谈判时，我只提出请国民政府暂编六个军十八个师，后又提出先给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而国民政府只答应给四个军十个师，并要“限期集中”，将编余的人员“限期取消”；我方要求国民政府承认敌后民选的抗日政权，而国民政府却要“取消”；关于要求给我党和各党派以公开合法地位，给人民言论、集会、结社及人身自由，释放叶挺、廖承志及其他政治犯，国民政府都未能做到。②
报告的最后部分，林伯渠还代表中国共产党论述了挽救危局准备反攻的救急办法，郑重地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鼓励前方士气，以加强全国团结，集中全国人材，集中全国力量，这样一定能够准备配合盟军反攻，将日寇打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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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解放日报》，1944年9月22日。
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报告，披露了这次国共谈判的真象，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为坚持团结抗战指出了正确的道路。可是，十六日国民党中央社在发表这一报告时，却把内容删改得面目全非，其中关于召开国事会议，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一段，则全部删掉。对此，林伯渠又致函国民党提出强烈抗议，十七日《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林伯渠的报告。林的这一报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人们纷纷争购《新华日报》，曾使该报的销售量突然猛增。
在国民参政会前后，林伯渠多次写信给张治中、王世杰，一再表示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党愿意继续谈判。但由于国民党坚持其一党专政立场，谈判终无结果。
这次国共谈判历时半年多，虽然未获结果，但通过这一谈判却有利于“拉蒋抗日”，再次暴露了国民党坚持其一党专政的顽固立场，使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进一步了解了中共的正确主张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的功绩，特别是林伯渠在参政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深得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和支持，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
由于谈判搁浅，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代表，表示愿意调停国共两党的争端，希望国共合作共同对付日本，配合美军作战。十一月初，中共中央电邀赫尔利赴延安，而他也愿意前往。这样，十一月七日林伯渠便同赫尔利乘飞机由重庆回到延安。
〖六十寿辰〗
林伯渠回到延安的第二天，就对秘书王恩惠说：“我今年的生产任务没有完成，请你把我在重庆的生活费节省下来的钱全部上交，当作我今年的生产任务。”他在向党中央汇报了赴渝谈判的情况之后，又投入了领导边区军民进行生产建设的工作。
当时，边区正面临着严重的旱灾，秋田无法下种，为了抗旱备荒，林伯渠多次发出训令，提出：边区地处高原，气候亢旱，局部的和轻微的干旱，年年都有。据府志记载，每隔数年或十数年，即发生大旱一次，河川断流，田禾枯死，颗粒不收，造成严重的饥荒，继之以瘟疫，加之旧时政府坐视不理，成千成万的人死在饥荒和瘟疫之中，或则流离失所，饿殍载道。所以边区政府历年来再三再四地号召军民努力生产，争取余粮，以备荒年。近年来，我们虽然发展了生产，军民开始有了余粮，但基础仍然不厚，倘若我们不亟为谋虑，到灾荒发生时，势必束手待毙，甚至要重复历史上的惨祸。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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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解放日报》，1945年5月21日和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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