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共产党人的鲍罗廷与陈独秀，与上述这些人的说法有所不同，而实际上也都反对马上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鲍罗廷说：“目前的困难，不在于讨论没收大地主及保护小地主这一点，困难却在于避免因此问题所发生的不好影响……故目前首先要实现以前所议决的地方自治”，只有成立了“农村自治机关”，“才可以执行解决土地的办法，不致发生毛病”①。陈独秀基本上同意鲍罗廷的意见，他说：“现在在革命理论上，财政上，社会问题上，各方都要求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成了重要的舆论了，但是到了实行问题，便发生困难，如军人的土地问题、中小地主问题、策略问题等等，都有困难，各方面都不能满意。”他还说：“国民革命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以外之出租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是原则，但“原则不是马上实行的”，当前首先还是促进“农村自治之实现”，“订立土地改良法案”②。这就是说，农民土地问题是必须解决的，方案也可以制订，但不是马上解决和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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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1927年4月26日。
②土地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记录。
因为有许多人反对，同时又考虑到全国的政治环境和农民运动发展的不平衡的状况，后来，毛泽东、邓演达等人，又将《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中最关键的一条，改为：“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土地问题，即是将大地主的土地，及官地、公地、荒地分配于无地或土地不足以赡生之农民；对于小地主及为革命而努力之军人的土地，应由国民政府加以保障”①。但是，将这一草案及《佃农保护法》、《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提请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批准公布时，仍遭到了汪精卫等人的反对。例如，谭延闿就说：“没收土地一概归公，现在不能分配。要讲分配，必惹起极大的纠纷。一概归公，政府还可以有笔收入”②。他不但反对通过和公布《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甚至连《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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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土地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记录。
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9日。
不同意公布。他说：“革命军人土地保障法条例公布之后，不但不能安慰武装的同志，反而使普通人看了可以反证非革命军人的土地就不受保障”①。当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说：“土地问题的影响面大而远，应由全国代表大会来讨论。尤其是关于大地主方面的，更应当思索。在俄国有几百万英亩的大地主，在中国，除了张作霖之外，没有几个够得上称为大地主的……如果实行分配土地，帝国主义者更要说我们是共产，蒋介石以及他的爪牙，更有词可借。当此军事外交紧急的时候，于我们很是不利。国民政府曾表示过不是共产的政府，若是将这样决议案通过了，则有口也说不清”②。在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一次讨论这一决议草案时，汪精卫曾一度主张通过但不公布；有的地方如可以实行，则秘密通知该省党部试办。但听了谭延闿等人的反对意见之后，他也改变了主意而反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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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5月12日。
因邓演达等人仍坚持应通过这一决议草案，意见不能统一，最后会议只好付表决。那天到会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共十一人，即汪精卫、谭延闿、王法勤、孙科、林祖涵、徐谦、宋庆龄、吴玉章、陈公博、陈友仁和邓演达，表决的结果，赞成通过的只有邓演达、林祖涵、吴玉章三人。这样，用了一个多月，开了十几次会，吸收各方面人士参加讨论而制定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方案，就被否决了。而事后陈独秀和鲍罗廷等人，也竟然未对此提出任何异议。这件事，对林伯渠的思想冲击很大，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依靠国民党是根本不可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他对陈独秀、鲍罗廷所推行的妥协退让政策，也产生了更大的疑虑。
汪精卫、谭延闿等借口稳定局势，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际上不但没有使局势有任何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五月初，首先是张联升在鄂北自称襄樊镇守使，驱逐共产党，捣毁党部，扣留送给冯玉祥的军火及其押送人员。接着，四川杨森同驻鄂西的独立第十四师夏斗寅暗中勾结，通电拥蒋，率兵东下，相继占领宜昌、沙市，进至新堤、仙桃镇一线。五月十八日，夏斗寅公开叛变，率部突然出现在咸宁纸坊，配合杨森部袭击武汉。五月二十一日，唐生智留守在长沙的许克祥部，又举行了“马日事变”，袭击国民党省、市党部和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五月二十九日，朱培德在江西亦借口军中不稳，将在第三军中任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遣送出境，并禁止群众集会。在这些反动军官相继叛变的影响下，武汉地区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更加猖獗，各县连续发生了杀害共产党员、农会干部与革命群众的事件。后来，夏斗寅的叛乱，虽然被叶挺率领的二十四师和由武汉军校与农讲所学生所组成的独立师所打败，杨森的进攻，也被新从皖西调回的第二军和重新组建的第六军击退，但总的形势仍然十分严重。
林伯渠作为国民党军委秘书长，积极参加了反对反动军官叛乱的斗争，当时许多有关军情的电报，都是经他报告给国民党中央的。他还参与了有关军队调动和组织武汉工人准备抵抗夏斗寅的工作。
夏斗寅等的叛乱，使林伯渠进一步“感到军队很重要”①，这时他还参加了第六军的重建工作。六军原有三个师，第十八师，北伐开始时留在广东，早已脱离建制；第十七师，因蒋介石收买了杨杰，还在“四一二”前就已名存实亡；第十九师，四一二政变后，因程潜秘密潜往采石矶，打算把它调回武汉，事不机密，被蒋介石发觉，也于四月二十九日被蒋全部缴械。这样，第六军除了在九江还保留部分部队以外，就几乎全部被蒋介石拆散或者消灭了。为此，程潜从采石矶逃至湖口时，曾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说他未能纠正蒋介石的反叛，反被蒋把部队拆散，“请开去他的二方面军总指挥同六军军长职，并严加处分，以肃党纪”。②后因国民党中央去电慰留，他才回到武汉，重新组建第六军。为了协助程潜重组第六军，林伯渠曾多次接见从南京方面逃回来的原六军干部，调配原政治工作干部改任军事工作，与程潜一起研究三个师的干部配备问题。他还多次召集政治工作人员开会，讨论与布置新建部队的政治工作，培养和遴选下层政治工作人员，积极筹划开办政治训练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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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在七大开幕典礼上的讲话》，1945年4月23日。
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速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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