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筹备国民党二大的过程中，本来，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周恩来、鲍罗廷曾商量，打算在大会上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公开开除西山会议派及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选举中央执行委员时，多选左派，少选中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共产党员应争取占三分之一。当时在广东工作的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恽代英、张太雷等也都赞成这个主张。但是，这却遭到陈独秀等人的反对，他们连续给广东发来几封长信，要中共在即将举行的大会上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同时，他们还在上海与国民党右派孙科及西山会议派分子叶楚伧、邵元冲大开谈判，请孙科、戴季陶等回粤参加大会，并向孙、戴等人表示，中共决不包办国民党，在中央委员改选中不希望增加中共方面的人数。不仅如此，他们还派张国焘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去广州，直接推行这一方针。这就使国民党二大的准备工作，遇到了更大的困难。
然而，尽管有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责难，国民党二大还是如期于一九二六年元旦在广州开幕了。是日礼炮齐鸣，飞机翱翔天空，与会代表和参加大会开幕典礼的十余万群众，高呼革命口号，欢声雷动，气氛十分热烈。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在这一天还发表了《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祝贺大会的召开，希望大会能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大的政纲，坚持联俄和党内合作的方针，支持工农运动，制订巩固广东革命基础和发展全国革命运动的计划。宣言还回顾了国民党一大后党内旧有的反革命分子被淘汰的历史，指出：“国民党每经退出这样一批反革命分子后，非特不受损失反而排泄了腐烂而添了生机。”希望大会能对国民党中旧有的反革命分子及“假孙文主义、不革命的孙文主义者”采取坚决的态度，森严党的纪律，“使国民党在左派领导之下发展为一个群众的政党，能使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
林伯渠是出席这次大会的中共党团成员之一，他和毛泽东、谭平山还被推举为大会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员。在一月四日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他首先代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会议报告了大会的筹备过程，历述了第一次大会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党内斗争的经过。汪精卫、谭平山、蒋介石、宋子文、刘尔崧、陈公博、甘乃光、何香凝、毛泽东等，也分别向大会作了关于政治、党务、军事、财政、工人、农民、青年、商民、妇女、宣传等方面的报告。
由于这次大会是在五卅运动和广东统一之后，群众革命情绪空前高涨的形势下召开的，出席会议的代表约有三分之一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代表中占压倒优势，宋庆龄、何香凝以及当时还属于左派的汪精卫等人，也都希望能排除西山会议派等右派势力，所以会议在就上述报告所通过的相应决议与大全宣言中，再次宣布了接受孙中山的遗嘱，重申国民党一大的政纲与政策，并进一步制定了发展革命运动的计划。会议还不顾蒋介石和张国焘等人的阻挠，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宣布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书面警告居正、石青阳、叶楚伦等，要他们限期悔过，否则即开除党籍；训令戴季陶，“促其反省，不可再误”。对于参加“同志俱乐部”和段祺瑞“善后会议”的右派分子，会议也作出决定，对他们进行了纪律处分。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打击了右派的反动气焰和分裂活动。
大会在最后的选举中，由于张国焘极力推行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政策，反对增加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名额，甚至连汪精卫提出的全部保留一届中委中的共产党员的主张，他也极力反对，致使陈延年、周恩来等在会前提出的新选中委中共产党员应占三分之一的主张落了空。相反，却使国民党右派胡汉民、孙科、戴季陶、伍朝枢、萧佛成等当选为中委。在监委的选举中，右派更占了绝对的优势。虽然如此，会议仍选举了共产党人林伯渠、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等七人为中委；毛泽东、董必武、夏曦、韩麟符、邓颖超、许甦魂等六人为候补中委；高语罕、江浩、谢晋等三人为监委或候补监委。在随后的二屈一中全会上，林伯渠、谭平山、杨匏安又被选为中央常委（共九人）。在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各部部长与秘书的人选当中，共产党员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如中央秘书谭平山、林祖涵，秘书处书记长刘棻；组织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农民部长林祖涵，秘书罗绮园；宣传部秘书沈雁冰（不久，宣传部长也由毛泽东代理）；工人部秘书冯菊坡；青年部秘书黄日葵；妇女部秘书邓颖超；海外部秘书许甦魂，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二大决定设立的财务审查委员会（掌管党务经费的分配）的五名成员中，也有四人是共产党人，即林伯渠、董必武、韩麟符与恽代英，而且林还是该会的主席。此外，谭平山、林祖涵还是政治委员会的成员，恽代英是党务审查委员会成员，高语罕、谢晋是党籍审查委员会的成员。这些都说明，在大会选举的中执委中监委和在其后建立的中央领导机关中，共产党员仍有很大的力量，右派分子在大会前所鼓吹的“分共”阴谋并未能得逞。
总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因陈独秀等人推行妥协退让政策，使右派特别是蒋介石、戴季陶等所谓中派在中执委、中监委中占有很大的优势，给后来革命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后果，但它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其所以如此，这主要是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等许多共产党人和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共同努力的结果。
〖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
国民党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革命统一战线，于二月十二日发出第七十六号通告，指示各地党组织，在参加大会的代表回到各地后，均应依照大会的决议和宣言及本党的政策，订出发展国民党的工作计划，痛斥国民党右派的错误，扩大“以Ｃ·Ｐ为核心”的国民党组织。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因陈独秀“病势沉重已经月余与中央局隔绝消息”①，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中央特别会议”，又集中地讨论了现实的政局和党的当前任务。会议针对帝国主义正加紧分化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纠集军阀吴佩孚和张作霖进攻冯玉祥国民军、并准备对革命策源地广东发动进攻的形势，明确提出：“最近将来党在全国政治上第一的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将广东国民党政权推广于各省②。同时还指出，党的“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做主干”；北伐，“不仅是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特别是农民的组织”③。
--------
①《中央通告》第79号，1926年3月14日。
②《关于现实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决议》，1926年2月。
③《中央通告》第79号。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