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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

  林伯渠抵达武汉时,湖北在二七惨案后,不但民众运动消沉,群众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被军阀吴佩孚剥夺殆尽,就连曾经创造了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也毫无公开活动的权利。这里国民党组织很少活动,而且,有些国民党右派还极力反对改组。林伯渠到后,依靠中共党的组织,首先建立了汉口执行部。其组织机构和人选,据该年四月二十八日林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主要是:常务委员覃振、张知本、林祖涵;秘书处秘书于若愚;组织部长林祖涵兼,秘书李实蕃,干事李能至(立三)、许白昊;工人农民部长刘伯垂,秘书李慎广,干事项德隆(项英)、杨德甫;宣传调查部长张知本,干事吴乃武;青年部长覃振,秘书杨道馨,干事夏之栩。在各部的人选当中,林伯渠很注意团结国民党原有的老党员,但因他们多未到任,或者工作不甚积极,实际主持各部工作的主要还是一些共产党人。在执行部建立之后,林伯渠即领导进行党员登记,发展国民党组织,派人同湖南的国民党组织取得联系。

  林伯渠在武汉的活动,很快引起吴佩孚的注意。五月初,吴根据沪探的报告,即密电北京政府,表示要严防“过激党”①。与此同时,湖北军阀萧耀南亦密令湖北教育厅:“据沪探称,此间过激党禀承孙文联络苏俄,实行共产主义,分往内地及长江各省……”②要严防“过激党”与学生之勾结。接着,湖北军阀便出动大批便衣侦探和武装军警进行搜捕,汉口执行部的许白昊、刘伯垂和京汉铁路十多名工人相继被捕,许白昊和杨德甫等四名工人惨遭杀害,执行部设在日租界的办公处被抄查封,中共湖北汉口地方委员会也遭到破坏,执行部工作人员项德隆和中共地委负责人均遭到明令通缉。由于在武汉己难于立足,六月间,林伯渠被迫离汉返粤。不久,国民党中央决定汉口执行部暂告结束,所有湘鄂陕各省党务,统归上海执行部办理。林伯渠在汉口的这一段工作,虽因反动军警的镇压而中途受挫,但却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为大革命时期湖北省国民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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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平民周报》1924年第8期,第6页。

  ②《申报》1924年6月1日。

  林伯渠再次回到广州后,即参加筹建广东革命政府监察院的工作。一九二四年底,因冯玉祥发动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他又随孙中山北上,于是年除夕时抵达北京。当时,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执政府,反对孙中山解决国事的革命主张。林伯渠坚决拥护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等主张,反对段祺瑞召开军阀们分赃的“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因患肝癌不幸逝世。对这样一位真心实意想振兴国家民族、决心改组国民党、真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联合社会主义苏联,并且是自己追随多年十分崇敬的伟大民主主义者的逝世,林伯渠极其悲痛。三十四年后,在纪念孙中山的诗中他还写道:“泪尽铁狮子,匆匆卅四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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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15页。

  在北京,林伯渠参加了对孙中山的隆重的祭奠活动。他亲自为孙中山舁榇执绋,送灵至北京西山碧云寺。在那举国痛悼的日子里,他目睹北京数十万群众,为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开吊致奠,发丧送殡,深为感动。从而更增加了他对这位国民党领袖、伟大先行者的敬仰,决心遵循他的遗嘱,完成他的未竟事业。

  〖任国民党中执委常委〗

  孙中山逝世,一方面引起全国人民深切哀悼,在全国形成一次规模很大的政治宣传运动,全国革命运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久就暴发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也乘机分化和瓦解革命统一战线,加速了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和一些地方军阀,都想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推翻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推翻或控制广东革命政府。

  孙中山逝世后,西南军阀唐继尧以广东大元帅府的副帅之名,由云南进兵广西,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而广东境内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则南联滇唐,北结段祺瑞,妄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原来受孙中山震慑的国民党右派和失意政客,也蠢蠢欲动,乘机在北京和上海建立国民党俱乐部和辛亥俱乐部。一向以孙中山忠实信徒自居的戴季陶,则先后在广东、上海等地建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他们在对待军阀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态度上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极力反对和篡改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反对国民党改组和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妄图推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大政策。所以,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到底还要不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维护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以及如何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就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对此,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利用他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特殊条件,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右派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维护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二五年五月初,林伯渠偕同国民党在京的部分中央委员回到广州。在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同其他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一起,使会议接受了孙中山的遗嘱,重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了继续坚持准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随后,在五卅运动中,林伯渠又积极支持全国民众的反帝运动,反对国民党右派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的暧昧态度。在国民党中执委第八十九次会议上,对上海《民国日报》所载的“上海屠杀惨案的最后是非曲直,尚难判断”,提出严肃的批评,建议国民党中央转沪上执行部,就近加以纠正①。他还亲自出席省港罢工的工人代表会议,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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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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