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抵达武汉时，湖北在二七惨案后，不但民众运动消沉，群众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被军阀吴佩孚剥夺殆尽，就连曾经创造了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也毫无公开活动的权利。这里国民党组织很少活动，而且，有些国民党右派还极力反对改组。林伯渠到后，依靠中共党的组织，首先建立了汉口执行部。其组织机构和人选，据该年四月二十八日林给国民党中央的报告，主要是：常务委员覃振、张知本、林祖涵；秘书处秘书于若愚；组织部长林祖涵兼，秘书李实蕃，干事李能至（立三）、许白昊；工人农民部长刘伯垂，秘书李慎广，干事项德隆（项英）、杨德甫；宣传调查部长张知本，干事吴乃武；青年部长覃振，秘书杨道馨，干事夏之栩。在各部的人选当中，林伯渠很注意团结国民党原有的老党员，但因他们多未到任，或者工作不甚积极，实际主持各部工作的主要还是一些共产党人。在执行部建立之后，林伯渠即领导进行党员登记，发展国民党组织，派人同湖南的国民党组织取得联系。
林伯渠在武汉的活动，很快引起吴佩孚的注意。五月初，吴根据沪探的报告，即密电北京政府，表示要严防“过激党”①。与此同时，湖北军阀萧耀南亦密令湖北教育厅：“据沪探称，此间过激党禀承孙文联络苏俄，实行共产主义，分往内地及长江各省……”②要严防“过激党”与学生之勾结。接着，湖北军阀便出动大批便衣侦探和武装军警进行搜捕，汉口执行部的许白昊、刘伯垂和京汉铁路十多名工人相继被捕，许白昊和杨德甫等四名工人惨遭杀害，执行部设在日租界的办公处被抄查封，中共湖北汉口地方委员会也遭到破坏，执行部工作人员项德隆和中共地委负责人均遭到明令通缉。由于在武汉己难于立足，六月间，林伯渠被迫离汉返粤。不久，国民党中央决定汉口执行部暂告结束，所有湘鄂陕各省党务，统归上海执行部办理。林伯渠在汉口的这一段工作，虽因反动军警的镇压而中途受挫，但却进一步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为大革命时期湖北省国民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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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民周报》1924年第8期，第6页。
②《申报》1924年6月1日。
林伯渠再次回到广州后，即参加筹建广东革命政府监察院的工作。一九二四年底，因冯玉祥发动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他又随孙中山北上，于是年除夕时抵达北京。当时，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执政府，反对孙中山解决国事的革命主张。林伯渠坚决拥护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等主张，反对段祺瑞召开军阀们分赃的“善后会议”。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因患肝癌不幸逝世。对这样一位真心实意想振兴国家民族、决心改组国民党、真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和联合社会主义苏联，并且是自己追随多年十分崇敬的伟大民主主义者的逝世，林伯渠极其悲痛。三十四年后，在纪念孙中山的诗中他还写道：“泪尽铁狮子，匆匆卅四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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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伯渠同志诗选》，第115页。
在北京，林伯渠参加了对孙中山的隆重的祭奠活动。他亲自为孙中山舁榇执绋，送灵至北京西山碧云寺。在那举国痛悼的日子里，他目睹北京数十万群众，为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开吊致奠，发丧送殡，深为感动。从而更增加了他对这位国民党领袖、伟大先行者的敬仰，决心遵循他的遗嘱，完成他的未竟事业。
〖任国民党中执委常委〗
孙中山逝世，一方面引起全国人民深切哀悼，在全国形成一次规模很大的政治宣传运动，全国革命运动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久就暴发了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也乘机分化和瓦解革命统一战线，加速了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和一些地方军阀，都想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推翻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推翻或控制广东革命政府。
孙中山逝世后，西南军阀唐继尧以广东大元帅府的副帅之名，由云南进兵广西，企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而广东境内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则南联滇唐，北结段祺瑞，妄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原来受孙中山震慑的国民党右派和失意政客，也蠢蠢欲动，乘机在北京和上海建立国民党俱乐部和辛亥俱乐部。一向以孙中山忠实信徒自居的戴季陶，则先后在广东、上海等地建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他们在对待军阀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态度上虽然有所不同，但都极力反对和篡改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反对国民党改组和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妄图推翻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三大政策。所以，在孙中山逝世之后，到底还要不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维护国共两党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以及如何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就成了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对此，林伯渠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利用他当时在国民党中央工作的特殊条件，积极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右派和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为维护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巩固和发展革命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二五年五月初，林伯渠偕同国民党在京的部分中央委员回到广州。在五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同其他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一起，使会议接受了孙中山的遗嘱，重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了继续坚持准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随后，在五卅运动中，林伯渠又积极支持全国民众的反帝运动，反对国民党右派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的暧昧态度。在国民党中执委第八十九次会议上，对上海《民国日报》所载的“上海屠杀惨案的最后是非曲直，尚难判断”，提出严肃的批评，建议国民党中央转沪上执行部，就近加以纠正①。他还亲自出席省港罢工的工人代表会议，支持工人的罢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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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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