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铁路工人运动外，李大钊还领导北京的党组织，利用北京政变后的时机，使北京的工人运动也有了飞跃的发展。1925年1月，有电车工人的罢工，3月，有影响很大、使20多家报纸不能出版的1800余印刷工人的罢工，又有织布工人罢工，398家菜园工人罢工，造纸厂工人罢工，铁铺工人罢工。4月，6000余瓦作工人罢工，还有北京附近的宣化皮行5000余工人罢工罢工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北京大多数行业。在这些罢工斗争的基础上，李大钊领导建立了“工人同志会”，这个组织，就是后来五卅运动中的“北京工人雪耻会”的前身。在“工人雪耻会”的基础上，1925年11月，又成立了北京总工会。
在恢复发展工人运动的同时，李大钊领导北京党组织再次开展在郊区农民中的工作，芦沟桥一带就是当时的宣传据点之一。
紧接着，党在学生中的工作也有了迅速的发展，党和共青团的组织壮大了，并动员了大批学生加入改组后的国民党。
1925年间，党在北京成立了第一所区委党校，有学生近300人，经过短期培训后派往各地工作。
李大钊对这个为党和革命培育骨干的工作很重视，常常亲临指导。
李大钊对北方区党委的工作几乎倾注了全部的精力，他对党的工作极其认真负责。他从过去着重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研究和宣传，进而专心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与策略，他和青年同志在一起，为了讨论问题或处理工作，常常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对于党的重大决议的贯彻，必定亲自检查真正带头参加，他一贯提倡要有一种“求真的态度”，认为“这种求真的态度，熏陶渐渍，深入于人的心性，则可造成一种认真的习性，凡事都要脚踏实地的去作，不驰于空想，不鹜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作踏实的工作”。其实，这也正是他本人工作态度的写照，他正是这样身体力行的。
在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党委领导下，进一步加速了北方革命运动的步伐。1925年以后，北京等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猛烈发展起来，直到1926年“三·一八”以前，群众的集会、游行、请愿、示威，一个接着一个，一浪高于一浪。每月的大小群众集会总在4次以上，每次参加的人数，多者达数十万人，少的也在1000人以上。在北方其他地区，也掀起了群众运动的高潮。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倾向进步，把他的军队改称为国民军，并电请孙中山北上，商讨国家大计。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毅然抱病北上。
但当孙中山于1924年12月到达北方的时候，段祺瑞已经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总执政。这时的冯玉祥已受到张作霖和段祺瑞的排挤，到西山“养疴”，和孙中山打交道的已经不是冯玉祥而是段祺瑞了。段祺瑞一方面发表宣言，声称“外崇国信”，实际上是取媚于帝国主义，反对取消不平等条约；一方面宣布要开善后会议，借以反对国民会议。分明是在同孙中山针锋相对，把孙中山气坏了。当段祺瑞派人到天津去迎接孙中山时，孙中山加以严厉训斥：“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由李大钊负总责的中共北方区委，坚决发展“废约运动”和国民会议运动，坚决支持孙中山，联合国民军，打击段祺瑞和奉系军阀。12月24日，段祺瑞公布了善后会议条例，规定会议完全由军阀、官僚等当官的和拥护这些当官的人组成，代表人民的人一律不能参加。共产党立即指出其反人民的性质，孙中山也通电指责。为了对抗善后会议，我党决定在北京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反动的善后会议于1925年2月1日开张，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于3月1日开幕。反动的傀儡会议由段祺瑞牵线指挥，有时吵吵嚷嚷，有时冷冷清清，都是为了争权夺利，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
革命的代表会议由李大钊领导进行，开得很认真，很有生气，出席和列席的代表共200余人，工人、农民、教职员、学生、记者、律师和民族资本家等都有代表参加，代表了20余个省区，120余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大家热烈发言，着重揭露善后会议的反人民性质，同时，也对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这些决议基本上接受了党的主张。这样的会议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就在会议进行期间，孙中山先生于3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我党趁孙中山逝世，在全国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宣传运动。北京的党团组织，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在追悼孙中山的3天活动中，发动了30万人参加，散发了3000多份《政治生活特刊》，着重配合当时的国民会议运动，大力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宣传孙中山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等政治主张。这些宣传，对满怀悲愤的人们很起作用。当孙中山出殡那一天，10多万北京人民为他送丧，事实上形成了一次反帝、反军阀和反段的群众大示威，队伍经过西华门时，由于对段祺瑞和善后会议的痛恨，愤怒的群众把挂在那里的善后会议的牌子给砸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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