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还担任了大会的许多重要职务，会上所设立的全部四个委员会中，他就担任了三个委员会的委员，是大会兼职最多的一个。尤其是大会上通过的宣言和党章，经过李大钊等共产党的努力，表现出国民党的巨大进步。但在讨论党章时，几个国民党右派分子却跳了出来，反对党内有党，反对共产党员跨党，提出要增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规定。进行破坏捣乱，还污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是一种“阴谋”。因此，李大钊发表了严正声明，指出：“我们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我们加入本党的时候，自己先从理论上事实上作过详密的研究。
本党总理孙先生亦曾允许我们仍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组织。所以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不是阴谋鬼祟的举动。”李大钊的声明，义正词严，合情合理，批驳了国民党右派分子的反动论调，清除了一部分人的疑虑。大会通过了实行三大政策的宣言和党章，选举了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为正式委员，毛泽东、张国焘、瞿秋白等为候补委员，参加国民党的中委执行委员会。这样，终于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建成了革命统一战线。
有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又有了广大革命根据地作依托，随后又以黄埔军校为基础建立了革命的军队，所以中国的革命运动，在全世界革命高潮已经过去之后，还能从1924年起逐渐上涨，到1925年至1927年形成为巨大的革命高潮。
1924年2月底，李大钊从广东回到北京后，立即用国民党的旗帜展开工作。不多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成立了，天津市和直隶省的国民党部也成立起来了。接着，各地各级的国民党部相继成立。后来还成立了国民党的北方执行部以及国民党的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在北方，几乎所有的国民党组织都是共产党人着手成立起来并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
由于群众运动的高涨和国民党势力的发展，李大钊的名声越来越大。当时的北洋军阀愚昧无知，他们害怕“赤化”，因为国共合作，他们也不分什么国民党、共产党，笼而统之，把孙中山称作“南赤”，把李大钊称作“北赤”，都是他们心目中最痛恨的对象。
1924年5月下半月，由于张国焘的叛变出卖，李大钊、张昆弟、高君宇等许多共产党员被北洋军阀政府明令通缉，李大钊被迫避居到故乡附近昌黎的五峰山。反动军警不但搜查了他在北京的住址，而且曾经到他乐亭的故居去抓人，但他们两次扑空。李大钊的夫人很为他担忧，请人捎信到五峰山，想托白坚武做个人情，取消通缉令。李大钊坚决拒绝，他在给夫人的回信中说：去托白坚武大可不必，过去同窗时，我们虽是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惨案发生后，就断绝了交往。他在直系军阀幕下摇羽毛扇，而我却站在革命的一边。就是亲兄胞弟，站在敌对战线上也是常有的。何况我与白坚武？“那张不起任何作用的通缉令，没有什么可怕，”“这种无耻的迫害是吓不倒我的。”“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也没有时间来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焦急，而要振作起精神来，抚养和教育子女。”“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只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下！”李大钊平时是那样的忠厚，那样的和蔼，但一到紧要关头，他的革命信仰就是那样的坚定，他的斗争意志就是那样的顽强！怎不令人肃然起敬呢！
1924年6月上旬，李大钊接到党中央通知，委派他为首席代表，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6月17日至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上就中国民族革命问题发表了声明，同托洛茨基集团的反列宁主义路线作了斗争。会后他留下来，担任了我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在苏联呆了近5个月，其间参观了许多地方和单位，得以亲眼看到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又亲眼看到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巨大支持，更加增强了他对共产主义和对中国革命胜利坚定不移的信心。这年初冬，李大钊不顾敌人继续在通缉的危险，秘密地回到北京，立即投入正在高涨的革命斗争中。
李大钊对革命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首先集中于以国共合作为中心的党派问题和社会团体问题，但他同时对团结各兄弟民族来共同参加中国革命也非常重视。还在1923年，李大钊就亲自领导邓中夏等一些同志，开始在北京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中去进行工作，于1923年至1924年，发展了乌兰夫等第一批中国共产党蒙族党员，在这个学校建立了党的组织，一批先进的蒙古族青年觉醒并组织起来了。从此，蒙藏学校就成为我党在少数民族中从事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
李大钊、赵世炎等都非常关心和重视这个学校的工作。在繁忙的工作中，还时常来参加学校党组织的会议，为大家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道理，分析国内外形势，使大家逐渐认清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内蒙古民族解放斗争和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斗争的关系，认清蒙古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获得。在李大钊等深入细致的帮助下，一些蒙族青年在政治思想上迅速成熟起来，蒙族学校的党团员也发展到数十人之多。在以后北京的历次革命斗争中，蒙族学校的进步学生都常常站在斗争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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