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上作了《苏俄革命的历史及对世界的影响》的重要演说，全面介绍了列宁领导十月革命成功的经过情形，赞扬与歌颂了革命暴力，表现了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精神，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一切反动派、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都在极力攻击十月革命的所谓“不人道”、“残暴”和“恐怖”，李大钊的演说，给了那些反对者、伪善者、认识不清者以当头一击。
这一时期，李大钊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根本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社会主义的实现，第一要夺取政权，而政权的夺取，“非取革命的手段不可。革命的方法，就是无产阶级独揽政权，”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以无产阶级的权力代替中产阶级的权力，以劳工阶级的统治代替中产阶级的少数政治。”批驳了那种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诬蔑无产阶级专政“不民主”的谬论，指出：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条件下，议会仅是替资产阶级“装潢门面”的“饶舌的机关”，“纯是欺人的方法，”列宁领导下的“劳农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真正的“平民主义”即民主主义的开端。真正的民主政治——无产阶级的民主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
正当建党伊始，我国工人阶级斗争的第一个高潮开始发展起来的时候，李大钊抓住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整个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最主要的问题”，着重进行了多次公开的介绍和宣传，毫不含糊地维护了马克思列宁的革命学说，表明了自己坚定的革命立场，并为当时的工人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斗争方向。
1923年爆发的“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涛，不但震惊了全中国，而且震动了全世界。工人阶级用他们的头颅和热血，唤醒了中国人民。悲壮的历史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先锋，才能担当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中国工人阶级的威望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确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与工人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同生死、共患难，真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正由于从工人运动中锻炼出一大批优秀的干部，中国共产党以后才能正确地领导全国人民的斗争，才能用工人阶级的科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正确地去领导农民运动、农民战争，避免重蹈历史上农民战争不可避免的悲惨命运，而把革命引导到最后的胜利。
“二七”大罢工的爆发不是偶然的。如前所述，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已经建立了16个分工会，并已遍及全路，这些为大罢工作了组织上的准备。而党在工人中所进行的阶级斗争教育和反帝反军阀的革命宣传，以及对吴佩孚的罪行的揭露等，则为大罢工作了思想上的准备。李大钊也为这次大罢工作了重要的准备。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军阀吴佩孚竟用武力横加禁止，野蛮地迫害工人代表。
2月4日，京汉铁路全路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进行反抗。
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授意和庇护下，下令对汉口、长辛店等地罢工工人实行血腥的屠杀。
工人死难者40余人，伤数百余人，被捕入狱者60余人，被开除流亡在外者100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同志、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施洋同志壮烈殉难，造成震动全国的“二七惨案”。
工人们不畏强暴，同敌人进行了断头沥血、惊心动魄的斗争，表现了无产阶级临危不惧、至死不屈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轰轰烈烈的“二七”大罢工虽然遭到失败，但它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最坚决、彻底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巨大威力，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为后来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李大钊是这次大罢工的积极领导者之一。2月1日以后，京汉铁路总工会迁往汉口江岸办公，汉口就成了罢工的指挥中心，而李大钊这期间正在汉口，同罢工的领导人陈谭秋、施洋等同志都有过接触，商谈罢工之事。他对这次罢工极为关切，对于阶级兄弟的牺牲，他比失去自己的亲人还悲痛，一年后回想起来，还觉得“实在难过”。“二七惨案”中，他多年的同学、从小的朋友白坚武，为吴佩孚出谋划策、残害工人，李大钊立刻写信痛斥这个吴佩孚的帮凶，并宣布跟他断绝一切关系。“二七惨案”后，大批的工人死伤、入狱，大批的工人被开除，流落街头。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全国50多个工会被封闭，工会领袖被通缉，新兴的中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在那艰苦困难的环境下，针对某些人的悲观失望、志气消沉，李大钊写了《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有力地宣传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对革命前途仍然充满信心。他说：
“革命的道路，历史的道路，不全是坦平的。”“一流浩浩荡荡的长江大河，有时流到很宽阔的境界，一泻千里，有时流到很逼狭的境界，曲折回环，”“民族生命的进展，其经历亦复如是。”“我们的扬子江、黄河，可以代表我们的民族精神，扬子江及黄河遇见沙漠，遇见山峡都是浩浩荡荡的往前流过去，以成其浊流滚滚，一泻万里的魄势。”我们要像扬子江、黄河一样，“拿出雄健的精神，高唱着进行的曲调，在这悲壮歌声中，走过这崎岖险阻的道路！”
对“二七惨案”的善后工作，李大钊也尽了最大努力。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发表了许多宣传唯物史观、社会主义的演说，并在党所主办的培养革命干部的上海大学多次演讲。1923年5月4日，他在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演说中，号召学生继续“组织民众，以为达到大革命之工具”。1923年“五一”、“五七”，他领导北京党组织发动北京各群众团体两次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继续向军阀斗争，仅“五一”
即“散发传单数万张”。国民大会通过了“拥护农工之集会结社罢工的绝对自由”，“释放京汉罢工被捕者”、“恢复各铁路及各业工会”等项决议。1923年九、十月间，他又领导了反对直系军阀头子曹锟贿赂选总统的运动。
李大钊在“二七惨案”后所做的许多工作，推动了北京革命运动继续向前发展，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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