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五一”节，李大钊在北京学生和工人代表参加的纪念会上作了演讲，又发表了文章，号召工人们“站起来”，“团结精进奋战”！并针对当时一些小资产阶级人士把“五一”节当成一种时髦来庆祝，指出：“五一”是工人的日子，“是资本家的厄日”，中国劳动者应该用斗争来纪念“五一”节，而不应该去作那种为资产阶级“点缀升平”的庆祝。并提出“反对国际的军阀财阀的压迫”，“改善工人境遇”，“八小时工作”等作为工人阶级当前的斗争口号。
李大钊不仅从宣传方面积极推动工人运动，而且还作了许多具体的组织工作。当时，很多人常去找他谈有关工人运动的事，北方的同志不仅把他看作是党的领导人，而且把他看作是自己的良师益友，有了问题就来同他商量，向他请教。1922年，他辞去了北大图书馆主任的职务，改任校长室秘书，就是在校长办公室，许多同志也常去找他，至于平时或晚上在家里，去找他的人就更多了。他家的大门，不像当时北京不少人家总是关闭着、要敲门打户通报姓名后才能进去，而总是虚掩着，工人同志可以自由地进进出出。
李大钊还充分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争取一些对工人阶级斗争有利的条件，推动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1922年4月底5月初，爆发了直奉战争。奉系军阀罪恶昭著，丧尽人心，直系军阀吴佩孚，由于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打败了奉系张作霖，占领了京津一带，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为进一步击败对手，吴佩孚曾揭露张的劣迹，极力粉饰自己的门面，收买人心，拉拢工人，说工人支援战争有功，居然博得了“爱国将军”的招牌，因而一举打败段祺瑞。李大钊分析了前后种种情况，利用军阀间的矛盾，通过他的当时在吴佩孚幕下任政务科长的老同学白坚武，曾经亲赴洛阳，与吴佩孚会谈，使他通电发表了“保护劳工”等所谓“四大政治主张”。吴佩孚这样做当然是假仁假义，他唱的所谓“保护劳工”之类的高调，全是骗人的鬼话，只是暂时对工人采取的笼络政策。但是，我方争取他发表这样一个通电，在当时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还是有利的，李大钊充分利用了这个通电，领导各地工人，去争取一些可能争取到的合法权利，“乘此努力成就本阶级的组织，准备并训练本阶级的战斗力”。
吴佩孚占领北京，亲日派的交通系内阁也随之倒台。但是，交通系曾长期把持中国的铁路航运事业，他们的爪牙在铁路上星罗棋布，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
李大钊又充分利用了吴佩孚和交通系的矛盾，他经过与吴佩孚幕下一些人物的私交关系，建议当时的直系交通总长高恩洪在每条铁路上派一个密查员，高竟然应允。于是，我党派了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陈为人等同志去担任北方6条铁路的密查员，这样，京汉、京奉、京绥、正太、津浦等铁路都有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密查员，极大地便利了这6条铁路工人运动的发展，尤其是京汉路沿线，工运发展迅速，到1922年底，已经在沿线建立起16个工人俱乐部。
李大钊自始至终直接领导了这几个同志的工作。
去交通部前，李大钊亲自找他们谈话，部署工作，解决思想问题。当时，有的同志对于到反动派的衙门里去工作感到为难，李大钊指出：要从革命的利益着想。
我们有了这个职务，可以掩护我们的秘密活动。同时，要注意搞好同周围人的关系，最要紧的是不要暴露我们自己的政治身份。此后，李大钊经常找他们了解工作情况，并在工作上给予帮助和指示。
由于李大钊的积极领导和许多同志的艰苦努力，北方工人运动、特别是铁路工人，在党建立后的一年间普遍地组织起来，为北方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2年7月，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国际帝国主义宰割下之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批判了当时资产阶级的各种改良主义思想，正式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
在中国人民面前首先提出了“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真正彻底的民主革命的口号。
在这次大会上，李大钊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
会后，李大钊在北方对党的民族民主革命主张展开了积极的宣传，领导了北方反帝反军阀的斗争。
李大钊在这一时期发表了很多文章和演说，较系统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当时对中国的种种侵略活动，特别揭露了美帝国主义所倡导的什么“开放门户”、什么“四国银行团”，都不过是“新国际共管”的代名词，都不过是帝国主义共同压榨中国的新花样、鬼把戏！指出：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组成一个民主的联合的阵线，去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
李大钊还有力地进行了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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