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大钊的启发帮助下，不久，天津的革命知识分子也开始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活动。周恩来、郭隆真等去法国勤工俭学，于方舟等则投身到码头工人中去活动。
如果说，李大钊在1919年初号召“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还仅是初步提出了这一问题，那么，1920年以后，他的这些口号就已经建筑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础之上了。毛泽东曾指出：“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的问题。”李大钊的见解，无疑是进一步给了当时的革命知识分子以正确的思想指导，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1920年9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较早参加这个小组的有邓中夏等，以后张太雷、何孟雄、高君宇、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等陆续参加了进来。除张太雷外，其余的都是北大学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小组成立前，就已在李大钊领导下学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活动。
由于当时还没有建立革命的机关，小组活动地点也就在李大钊家里和他的图书馆主任办公室里。最初小组也还没有什么纲领和章程，要做什么，大家开会讨论商量，讨论好了就去办。尽管如此，有了这样一个当地的革命运动的核心组织，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各种活动的进行都是更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了。
1920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李大钊领导下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了向工人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由邓中夏负责编辑。办刊的目的很明确，提高工人的觉悟，促进工人的团结，指导工人运动的进行。
《劳动音》受到了工人群众的热烈欢迎，很快就在长辛店等地的工人中广泛流传开来。出版后一个月，每期销售量已达2000多份。
李大钊领导着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正是这样去身体力行的。在创办《劳动音》的同时，他们大力加强了在长辛店工人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在李大钊的积极倡导下，邓中夏、朱务善等几个小组成员，把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长辛店来。隔一星期就去演讲一次，每逢星期天，别的大学生逛市场、看戏，他们几个人却一清早就坐火车去长辛店，找工人谈心，交朋友，把这作为他们的假日旅行。
1920年冬天，李大钊领导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总结了前一阶段的工作，为了进一步深入地在工人中开展宣传、组织活动，决定在长辛店创办一所劳动实习学校，作为工作的据点。经过与史文彬等工人磋商后，捐了些钱，租了房子，置备了桌凳，12月19日，在长辛店正式召开了“筹备会议”，12天后，即1921年元旦，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就正式开学了。
劳动学校从做工、劳动、为什么下雨打雷讲起，讲到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团结？为什么要向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资本家作斗争？再讲到阶级斗争、工人阶级政党、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苏俄，讲工人阶级的组织——工会，等等。讲课内容由易到难，由浅入深，这些革命道理，犹如温暖的阳光，照亮了工人同志的心，马列主义开始在工人中生根发芽了。从劳动补习学校里，常常传出清晰有力的歌声：
如今世界不太平，重重压迫我劳工，
一生一世做牛马，思想起来好苦痛。
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们苦弟兄，
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
红旗一举千里明，铁锤一举山河动，
只要我们团结紧啊，冲破乌云满天红！
工人们的觉悟得到很大提高。就这样，培养起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一批骨干，又通过这些骨干，逐步将长辛店的全体工人团结了起来。这就奠定了成立工会和领导工人进一步开展斗争的基础。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的实践，创造了当时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马列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种最有效的形式。
1921年5月1日，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隆重举行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还有市内别的工厂和天津、保定等地的工人也远道赶来参加大会。大会当场通过了成立工会的决议。会后，举行了盛大的示威游行。一时间，口号声、歌声以及沿路观众的欢腾叫嚷声，响成一片，“几乎把火车汽笛声都压住了”。
恰似一曲雄壮的工人运动交响乐！
李大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领导工人建立起来的长辛店工会，是全国最早的现代工会之一，是京汉铁路工会运动由北而南发展的起点。当时的《共产党》月刊第6期曾热情地称赞它“不愧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这期间，李大钊还到郑州等地去视察和指导过工人运动。在郑州铁路工人夜校，他勉励工人们：“你们要好好学习文化，学技术。你们工人可不矮呀，工人够上天那么高呀！”他在黑板上写了个“工”字，又在“工”字下面紧接着写了个“人”字，两个字连在一起就是一个“天”字。李大钊走后不久，郑州铁路工人就在夜校老师的帮助下组织了工人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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