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他与进步教授陈启修在北大政治系举办了“现代政治”讲座，主要讲授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以及中国劳工状况等。10月初，他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这一重要课程。以后，又在史学系开了“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在经济系开了“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在法律系开了“社会主义”等多种课程。他的讲课，都从不同角度传播了马列主义思想，受到了青年学生的普遍欢迎，特别是“唯物史观”等课，对青年有过重大的影响。其中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就是很著名的文章。他说：“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哪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又说：“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态度、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他一贯深信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坚决反对个人迷信。
如果说，十月革命前，李大钊所向往的“青春之历史”，还是一种对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未来的憧憬，那么到1920年，李大钊已清楚地看到，“青春之历史”，就是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自觉的斗争而创造出来的人民的新历史。这就鲜明地标志了李大钊革命思想的跃进。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李大钊发表的文章、讲义、演说，现在所知道的，就在130篇以上，他还在各校授课，所开课程也在10门以上。
而这都是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不难看出，他为了宣传马列主义和传播革命思想，做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他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提供思想理论准备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组织了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之后，李大钊还于1920年夏秋之间帮助天津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这个研究会就是后来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前身，它从李大钊那里接受经常的指导，对天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起过重要的作用。
在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李大钊又领导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与工人群众相结合。
这种结合也是有一个过程的。虽然李大钊在1919年初就提出了“知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打成一片”的号召，但北京的大多数革命知识分子，真正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决心到工人中去，还是在“五四”运动以后，而实际地在工人中开展工作，则是1920年以后的事情。
1919年10月10日，北京大学学生发起北京5000多个大、中学生捐款买了17万个面包，印上“劳工神圣”等字样，分送给全市工人群众，同时，散发了30万张传单，并进行演讲。这次活动轰动了整个北京城，为革命知识分子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造成了良好气氛。
1919年底到1920年初，在北京的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进一步提出了要去组织工人阶级的问题。李大钊这时写了文章，号召“劳工阶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为核心组织，以反抗富权阶级、资本阶级”。陈独秀也在《晨报》上发表了《告北京劳动界》的文章，提出要去组织北京各行业的工人。
经过李大钊等的宣传、号召，1920年1月，部分青年学生第一次分组到洋车工人的住宅区去调查工人们的生活情况。看到工人们贫困悲惨的生活，使他们受到很大震动，推动他们决心到工人中去进行革命工作。
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洋车工人和北大的印刷工人中，开始了组织工会的活动。
在李大钊帮助下，邓中夏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一部分青年学生，开始到工人中去，接近劳动群众，把他们组织起来，实行“工读互助”。他们一面读书，一面从事一般性的体力劳动，改变旧知识分子那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四体不勤的习惯和轻视劳动的思想。“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大部分成员参加了这个组织，由最初的20多人发展到40人左右，坚持了一年之久。当时，曾经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并有一部分青年学生起而仿效。
他们的“工读互助”行动，也引起了那些“自命为绅士的人”的仇视和反对。他们叫喊：“知识阶级的运动，不可学低级劳动者的行为。”李大钊尖锐地批驳了这种论调，他说：“这话很奇怪，我请问低级高级从哪里分别？凡是劳作的人，都是高尚的，都是神圣的，都比你们这些吃人血不做人事的绅士、贤人，政客们强得多。”继续鼓励知识分子坚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方向。
1920年2月底，李大钊等在天安门召开了一次大会，用洋车把会场包围起来，学生发表演说。但是，大队警察冲过来把工人打了，洋车也打坏了，工人不干了。在组织印刷工会时，由于工头的阻挠，也没成功。所有这些，都说明开辟工作时的艰难。但李大钊和他的学生们并没气馁，他们逐步注意到当时在北京最主要的是铁路工人，又在铁路工人中开始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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