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6月，李大钊写了一篇《隐忧篇》的文章，为辛亥革命后政治局势的发展，为新的共和国感到“隐忧”。这是李大钊最早的一篇文稿。李大钊怀着救国救民的满腔热情，积极投入当时沸腾的政治生活。他曾于1912年冬天，去北京摸索革命道路，接触了一些政界人物，还同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有过交往，但都使他感到失望。他还曾“慷慨思投笔”，而又“艰难未去师”。这一切，使他深感找不到出路，国事日非，仕志难酬。他在这期间还写下了不少诗文，表达了满腔的忧愤。当时的革命果实已被军阀篡夺，人民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的他，不仅是“隐忧”，而是要大声疾呼自己的哀痛了。他在学校里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就在1913年4月1日的《言治》创刊号上，他发表了激愤的《大哀篇》。在文章中，他痛击军阀官僚政治，深切关注人民命运，指出：
“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之安享之幸福也”。“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篡夺革命果实，“此辈肥而吾民瘠矣”。“以致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乘，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
此后，政治形势日趋恶化。1913年春，国民党进步人士宋教仁遭到袁世凯暗杀，紧接着，帝国主义五国银行团与袁世凯成交了所谓“善后大借款”，使反动势力更加疯狂，准备向民主派开刀。李大钊指出，窃国大盗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暗杀”与“借款”使国家更“危机万状”，民权“旁落”。
忧国忧民的李大钊，迫切地希望找到一条出路。
1913年暑假，李大钊结束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业，毕业后，又去北京。这时，孙中山领导的“讨袁”的“二次革命”由于没有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只靠单纯的军事行动，导致“讨袁”失败。与李大钊有过交往的社会党人陈翼龙也在8月间被袁世凯杀害。
曾寄期望于“二次革命”的李大钊，为此感到愤慨和痛心，加之袁世凯专制独裁的迫害，他离开北京，暂返故乡，筹划出国去日本留学。
在回故乡的途中，李大钊两次登五峰。那个地方，他在天津读书时曾和朋友们去过。旧地重游，追思逝去岁月，瞻念祖国前途，不禁感慨万端。9月11日夜晚，在当地又发生了一起日军惨杀我5名铁路职工的血腥事件，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他向同胞强烈呼吁：“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
从故乡回到天津不久，他又看到日本帝国主义新出版的一本反动书籍《支那分割之命运》，立即写了数万言的《驳议》文章，驳斥帝国主义分割中国的谬论，“字字皆薪胆之血泪”。同年12月，《驳议》就出版了，并很快“风行全国”。
从1913年4月至11月，李大钊写下了战斗诗文近30篇，已经由一个普通的爱国学生成长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志士了。
1913年冬天，李大钊在友人汤化龙等资助下，东渡日本。出国前，他在纪念友人郭厚庵的一首七律诗中，透露了对祖国命运的无限关切：
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神州日已熏。
去国徒深屈子恨，清氛空说岳家军。
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
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李大钊到日本后，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他在留学生中结识了很多朋友，常常同他们谈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虽然看起来他外貌很淳朴，不善多讲话，可一谈起天下大事来，可谓滔滔不绝，口若悬河。他还在学校的留学生中组织了5人经济学会，并已开始研究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同时，他那爱国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写了很多具有强烈战斗精神的文章，鼓舞广大群众的革命斗志，从针砭时政进而尖锐地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封建军阀的卖国行径。
他去日本学习时，正是袁世凯妄图恢复帝制的时候。1914年，他在日本发起组织神州学会，团结进步知识分子，开始进行反袁秘密活动。1914年11月，李大钊发表了《国情》一文，揭露帝国主义与袁世凯相互勾结的阴谋，痛斥袁世凯顾问古德诺、日本首相亲信有贺长雄的《新约法论》等亲袁称帝谬论，揭穿了袁世凯公布“新约法”准备称帝的阴谋，并告诫人们，不要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抱任何幻想，不管它是欧美的或是日本的。这篇文章，是我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它在袁世凯称帝的一年前，就及时地向全国人民发出了严防窃国大盗的信号，表现了李大钊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和敢于向反动派作坚决斗争的大无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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