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帮助人们澄清模糊观念、从教条主义的迷惑和束缚中摆脱出来，毛主席在报告中还专门对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等基本概念进行了科学的解释。为了在全党倡导实事求是的作风，毛主席特意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我们联系左、右倾路线给党所造成的危害，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和其它整风文件，反对主观主义，批判教条主义，受到了一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教育，大大地明辩了是非，端正了思想。这个教育对我一生都是重要的，在当时许多方面都是带有启蒙性的。
整风之后，我懂得了主观主义正是我党历史上几乎把中国革命事业葬送掉的左倾路线的思想根源；懂得了王明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实际上是一个只知背诵马列词句、根本不懂马列主义、根本不懂中国革命的教条主义者；懂得了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坚持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从延安整风到现在的50年间，毛主席关于反对主观主义、提倡实事求是的讲话，犹如晨钟暮鼓，经常响在耳边。我总是告诫自己在工作中，一要注重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防止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二要注重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三要力求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把党的方针政策和上级指示同自己所在单位的实际、自己所主管工作的实际结合起来。我在后来工作中用以自律的这么三条，追溯起来，正是延安整风的产物。
第二，经过整风学习，我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加深了对毛主席领导正确性的认识，从而在思想上对毛主席的领导更信服、更坚定了。
我们这支部队在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始终与党中央分隔两地，孤军苦斗，直到长征结束才与中央会合到一起。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是在1937年5月党的苏区代表会议上，聆听了毛主席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我第一次接触毛主席的文章也是这一年在陕西富平县的觅子镇，读到上级发下的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油印本，印的质量不好，字迹看不清。
1940年春在晋西北的方山县圪洞镇，上级又发下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由于部队正在打仗，对抗日战争究竟要打多久心里没数，因此学习很认真，一有时间就拿出来学，从此对毛主席的英明论断和他的军事思想有了认识。这年秋我又看到了毛主席的《（共产党人）发刊词》。
我到延安特别是到中央党校学习、工作的这几年，毛主席作为党校校长使我们经常可以直接聆听到他所作的报告。毛主席的《整顿党的作风》、《改造我们的学习》、《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等著作是我们必读的重要整风文件，我们通读、精读了一遍又一遍，联系实际来学习。
在整风中，除了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讲话和著作，还对党的历史和路线进行了重新学习和总结。这样一来，我对毛主席的认识加深了，看到在党的历史上左、右倾错误路线都给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只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把中国革命引上了胜利前进的道路。
我看到毛主席不光是有实践，为中国革命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的实践问题，有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实践；他还有理论，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理论；而且他的理论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中国化了的理论。他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产物就是毛泽东思想。它是指导中国共产党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伟大思想武器。延安整风时期，也是全党同志认识并接受这一思想的时期。
1943年，周恩来同志回到延安。在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讲：“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穿着整个党的历史时间，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就是中国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这是完全符合历史实际的，也是当时全党同志的共同心声。可以说，延安整风之后，我对毛主席的领导是坚信不疑的了。即使是在他晚年错误地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中，我身陷囹圄多年，但对他从思想上感情上也仍然没有动摇过。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十分正确和英明的决议。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应该一代代地传下去。
第三，通过整风学习，我掌握了一些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解除了一个在思想上一度困扰自己的问题。
贺龙同志是我的革命引路人，是我们这支部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我是在贺龙同志的关怀和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是抱着“拿起刀枪跟贺龙”的思想参加革命、参加红军的。
开始我只是把贺龙当作一个了不起的个人英雄来崇拜，“贺龙怎样做我就怎样做”是在我头脑中起主导作用的思想。即使在远离贺龙、远离红军主力的游击生活中，因为坚信“贺龙一定会回来”而苦苦坚持着；在左倾路线导致党组织和政治工作被取消、根据地全部丧失的绝境中，因为抱着“跟贺龙走就一定有出路”的思想而支持着。以后随着左倾错误的逐步纠正，随着党组织和政治工作的逐步恢复，我对党的认识和信仰真正确立起来。长征结束后，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我在思想上、政治上打开了眼界，相信党的领导超过了崇拜个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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