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离院部几百米的八路军大礼堂前，大家停下来。贺炳炎和我自告奋勇去找陈伯钧办交涉，其他同志在那里等候。
我俩进了院部，找到陈伯钧，熟人见面用不着客气，开口就说：“我们358旅的十几个人要进军政学院学习，你收不收啊？”“欢迎，欢迎！”陈伯钧爽快地答应下来。
我们马上把等在外面的同志接进来，当场办好了入学手续。
八路军军政学院的“牌子”很大，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兼院长，张如心任教育长，陈伯钧任副教育长。学员有四个队，1、2队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3、4队是工农出身的老红军干部，其中3队文化程度又低一些，4队稍高一些。我们入学后一开始就是考试，考文化基础和政治常识。根据考试结果，贺炳炎、黄新廷等大部分人到了3队，我和顿星云、盂昭亮等分到4队。军政学院的课程有军事指挥课和政治理论课。军事课学习初、中级战术，教员有曾任过716团团长的宋时轮、八路军总参谋部一局局长郭化若。政治课主要组织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常识，学习党中央作出的一些决定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报告。
我在4队学习了一段时间后，被改选为党支部书记，由于学员都是共产党员，因此我这个书记的任务就是带领大家学习。
这年8月，八路军军政学院一分为二，原校址改为政治学院，另在延安飞机场附近新建了军事学院，教员、学员也按军政分开，贺炳炎、黄新廷等去了军事学院，我留在政治学院。
1941年底、1942年初，党中央对原中共中央党校进行重大改组，建立了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毛泽东主席亲自担任校长，邓发任副校长，彭真任教育长。中央把准备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在延安各校学习的军队团以上、地方地委以上干部，都集中到党校学习。
我是七大代表，也进了党校。经过文化考试，文化程度低的同志分到预科学文化，我被分到本科第2支部，本科没有学文化的任务。党校学员是按照支部组织的。我们第2支部的书记叫赵振生，即李大钊烈士的长子李葆华，他要我担任党小组长。党小组又是学习小组。
我怕影响学习，解释说：“我的文化程度不高，学习任务重，当不了小组长，我是想来专心学习的。”
这样，我成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一名普通学员。
我从开始进军政学院，尔后到政治学院，最后入中央党校，前后差不多有一年时间。
这一年，从全党看，为进行全党性整风运动的内外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各项准备也已基本就绪，特别是毛主席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还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组织了高级干部的学习。这些都为全党性的整风运动指明了方向，铺平了道路。
这一年，对我个人来讲，收获亦不薄。我对所学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对难得的学习机会十分珍惜，学起来也确实是聚精会神。学得虽然不那么深，但还是增长了不少知识。这对我后来投入整风学习与担负党校工作都大有益处。
§整风
早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就初步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开始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已经有了一条正确的总路线，并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什么还要开展全党性的整风呢？
毛泽东同志曾在他的一系列报告和讲话中，明白无误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因为当时在全党，对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路线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系统的清理，还没有完全认识产生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同时抗战后党内吸收了一大批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新党员，其中一些人思想入党的问题还没有很好解决；党内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非马克思主义的作风。这些问题，即使在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也是存在着的。初到延安，我就听到过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叫作：“王明的理论，博古的口才，毛泽东的实践。”
这个说法，一度在延安各校求学的众多青年知识分子及一些党员干部中很有些影响。
它反映出当时在我们党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国革命的实践、党的正确路线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认识还不一致。它反映出尽管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伟大实践得到了公认，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正确思想，还没有为全党所普遍接受和掌握。它反映出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虽然已被唾弃，但是他那一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外衣仍然迷惑着不少青年知识分子，仍然吓唬着一些工农干部。
此外，当时在延安还有一股自由主义的空气。个别知识分子干部在报纸、刊物、墙报上发表文章、漫画，揭露延安的所谓“阴暗面”。这些作品有的是由于环境的不适而发泄牢骚和不满，有的是由于感情的差异而讽刺、挖苦工农出身的老干部，还有的则是由于立场的不同而攻击党的领导、否定延安。他们不分延安与西安、成绩与缺点，哪一个是主流哪一个是支流，一概否定，一概批判。
这股空气反映出，自从抗日战争以来有几十万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到党的队伍中，其中一些人不可避免的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作风带了进来。
对于前面那个流行的说法，我并不赞同，但也说不出好多道理来。
对于后面那股自由主义的空气，我和许多从前线来延安的同志都非常反感。我曾为此向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同志放了一“炮”：“我们在前方抗日，流血牺牲，人家却在这里说风凉话，挖苦人！”
这只是凭个人的朴素感情和直觉对待那样的问题。我的思想理论水平，还亟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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