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的抗日力量本应是越多越好，然而，国民党当局却极力限制八路军的力量，给我军的编制压的很低，员额卡的很死，并且苛刻地按编制员额发饷，超出的就不发饷。
我们6师师部原有一位浑名叫“猴子”的管理员，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长征中为了保障同志们的吃饭，他自己吃了不少苦，挨了不少饿。部队改编后团部没有管理员的编制，按规定必须送他走。他不愿走，我也舍不得让他走，可又不能不去动员他：“团里没有你的编制了，你还是走吧，你不走连饷都没得拿。”
他却态度坚决地对我说：“我要跟你们上前线。我当红军这些年从来没发过什么饷，还不是照样干革命？打日本强盗，没有饷我也干！”他再三向我恳求，几乎要哭出来了。
我被他的抗日热情深深打动了，作主把他留下来。国民党当局不给他发饷，我来发，从我们几个团干部的饷里分出一些给他。以后，这位不发饷也要上前线的好同志英勇牺牲在抗日沙场上。可惜我记不得他叫什么名字了，只记得他的名叫“猴子”。
在部队改编期间，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从前总驻地三原县云阳镇来检查工作，在觅子镇我团司令部住了两三天，宋时轮和我向彭总汇报了部队的思想、训练及编队情况，请彭总作了指示。
1937年8月，党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结束后，贺龙、关向应在庄里镇向我们团以上干部传达了洛川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抗日出师后我军的基本任务和战略方针。洛川会议上对要不要留下部分兵力守卫陕甘宁根据地有过争议。
毛主席提出要留兵，林彪则说要倾巢出动，贺龙首先站出来赞同主席的意见，并派359旅旅长陈伯钧率718团（团长文年生）及师部直属的五个独立营留守陕甘宁，129师也派出385旅副旅长王维舟率770团（团长张才干）留下。洛川会议结束当天，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宣布了八路军各师各旅的序列和指挥员。
抗日编队工作基本完成后，随之而来的是更换服装。红军与国民革命军的衣服式样区别不大，都是中山装，帽子却大不一样了，红军的帽子不论是六角帽、八角帽上面都有一颗红布做的五角星，而国民革命军的帽子则缀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徽。因为换帽子，部队中又引起一阵波动。
尽管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进行改编教育，但是真要摘下红军帽，戴上国民党的帽子，大家在感情上仍然难以接受。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跟国民党军队作战。在我们的眼里，红星是革命的象征，那“青天白日”的白帽花则是反动派的标志，我们与他们是不共戴天的敌人，现在却要同戴一顶帽子，总觉得有些别扭。
有的同志不情愿地提出：“抗日嘛，为什么非得戴国民党的帽子？”有的同志不放心地说：“先把红军帽收起来，再看吧。”
党中央和军委领导是了解这些情绪的，及时发出了红军为何一定要改编国民革命军的四条解释。我依据这四条解释向部队进一步说明，不这样做就不能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实现全国抗战，就不能实现对日直接作战，为了民族存亡的大局，我们不必计较戴什么帽子。
同时，为了满足同志们对红军帽的留恋之情，我们把富平城里的一位照像师傅请到觅子镇驻地，在镇内一座土戏台上扯起一大幅红布作背景，每人照一张“红军像”，留作纪念。
那一天，我挑出自己最好的军装穿上，仔细地扎好绑腿，脚蹬缀着红绒球的新草鞋，身上披挂着从警卫员那里借来的皮制子弹袋和驳壳枪，端端正正地戴好红军帽，照下一张很神气的红军像。照过像后，同志们把红军帽珍爱地收进自己的小包袱。
9月2日，我716团从觅子镇渡过正在涨水的石川河向师部靠拢。
在庄里镇东边靠近流曲的一个地方，120师全体将士举行了庄严的改编暨抗日出征誓师大会。
八路军总指挥、红军总司令朱德参加了大会。朱总司令给我们讲了抗战面临的紧迫形势，对出征作了动员。而后他象看透大家心思似地说：“毛主席说了，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一定要在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接着，贺龙师长讲话，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部队：“国民党的帽子我戴过，将军服我穿过，今天国难当头，为了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上灰衣服，戴上白帽徽。别看我们外表是白的，可心里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两位老总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我们红军老战士都知道，两位老总部曾在旧军队里做过大官，但他们抛弃了高官厚禄去寻求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十年前的8月1日，他们毅然率领自己指挥的国民革命军部队参加并领导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又分别在湘南和湘西创建了工农革命武装。他们是红军的缔造者，是红军十年苦斗的领导者。今天两位老总又带领我们改编出征，我们从他们身上汲取了信心和力量。
在两位老总的带领下，全师将士庄严宣誓：不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誓不还家！9月3日，120师从富平出发，过合阳到韩城县芝川镇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日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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