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在胜利完成伟大的长征之后，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的历史转变，即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从这时起到翌年秋，在事变迭起、时局动荡的日子里，红军指战员坚决听从党中央的号令，努力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政治整训，认真解决各种思想波动，而后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从而保证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顺利实现。
这个转变过程虽然前后不足一年时间，又是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的，但是它给我们带来的各种各样冲击却是巨大的，它所产生的方方面面的影响是深远的，党领导红军为之进行的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准备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因此它在我军发展史上，尤其是在政治工作史上，占有不可忽略的一页。
§统战风波
1936年11月中下旬，红军三大主力齐集陕甘边，发动山城堡战役，歼灭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一个多旅。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
其实，在当时还不能说是最后一仗。山城堡之后，战事未了。蒋介石、胡宗南仍在准备新的进攻。我军则在甘肃环县、陕西定边、盐池地区驻扎下来，一边休整，一边练兵，准备继续粉碎胡宗南部队的进攻。
一年前，当我们红2、6军团开始长征不久，先行到达陕甘的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经过一年来的努力，我党的正义主张已经在全国民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红军首先在西北与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但是蒋介石拒不接受我党和西北爱国将领发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顽固坚持反共内战政策，于1936年12月亲赴西安部署“剿共”。
在红军驻地上空，国民党军的飞机频繁出动，侦察骚扰，肆无忌惮地从我们头上只有屋脊那么高的地方飞过去，掠起一股股狂尘，相当地欺负我们。我们打飞机没有足够的子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在我们头上耀武扬威，气得战士们指着飞机斥责：“有本事怎么不去打日本，在红军头上逞什么威风！”
在驻训期间，红2方面军的部队和干部进行了一些调整。任弼时调到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担任政治委员，关向应接任了方面军政委。李达参谋长带领32军参加援西军，移师宁夏。贺关首长从部队中抽调了杨秀山、王尚荣、谭友林等一批师团干部，送入红军大学学习。党中央则从红1方面军调来一批军政干部，如方面军参谋长周士第、政治部主任朱瑞、4师政委李井泉、6师参谋长曾来古等。陕北红军一个团调入6师，改称17团，以补上在甘南康县丢掉的那个团。
12月12日晚，6师正在定边附近的驻地搞夜间练兵，我在师部接到方面军参谋长周士第打来的电话。周士第刚来不久，讲的一口广东话，语气又很激动，我听不懂，猜也猜不出。周士第参谋长在电话里喊了半天，其实就是一句话，当我终于听懂后，不由得也跟着喊了起来：“抓住蒋介石啦！”
放下电话，我急忙跑到野外训练场，高声宣布：“抓住蒋介石啦！”霎时间，这个惊人的消息随着众口所传，无翼而飞，迅速在全师指战员和驻地群众中传播开来。
当晚贺炳炎师长和我带领各团团长、政委，兴冲冲地赶到方面军总指挥部参加紧急会议。贺龙总指挥、关向应政委向我们传达了上级的情况通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不满于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毅然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双十二的这一夜，我和所有红军指战员一样，兴奋得通宵都睡不着觉，真正是思绪万千，感慨万千：“这个蒋介石，自从他背叛革命以来，我们和他打了十年仗。十年中他打死了我们多少人，杀了我们多少亲属和工农群众呀！这下捉到了，该好好清算总帐啦！”
高兴之中，我们也有几分担心，担心张、杨的部队会不会再把蒋介石放掉，最好是交给红军来看守。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国际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不同反响，国民党亲日派何应钦借机发难，调集大军前来“讨伐”东北军、西北军。应张、杨要求，我党中央派出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调解谈判，同时命令红军主力南下支援东北军、西北军作战。
红2方面军立即从三边、环县经庆阳、旬邑、淳化到达靠近西安的富平、三原一带，修筑工事，准备迎击何应钦部队的进攻。6师先在三原县云阳镇住防，几天后移师泾阳县百斗镇，方面军总指挥部驻云阳镇。
不久，在我党和张、杨的共同努力以及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张、杨释放了蒋介石，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
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广大红军指战员是拥护的。但是对于放蒋，不少人在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不解地说：“他打了我们十年啊，远的不说，长征的时候把我们赶得那样苦，死了那么多人，现在就白白把他放跑了？”特别是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背信弃义，拘禁张学良，分化东北军、西北军，进兵蒲城，致使西北地区战云又布。为预防蒋军进攻，红2方面军在富平的流曲一带集结。有的同志发牢骚说：“你们看吧，我们在讲统一战线，可别人却在进攻！”
为了争取早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重新合作，我党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发表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要求国民党实行停止内战、保障民主、召开国民大会、完成抗战准备和改善人民生活五项国策；我党则给国民党以四项保证：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武装暴动；工农民主政府和红军改名并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这四项保证实际上宣布了我党土地革命政策的结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开始。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经过激烈辩争，通过了接受我党主张的决议案，停止了对红军的军事行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由此结束，开始了准备抗战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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