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的道路曲折而漫长。它是无数先驱者经过探索和追求开拓出来的一条历史必由之路，是无数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铺筑而成的一条艰苦奋斗之路。
在这条路上，我走过了60余年的风雨里程。
每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不能不想起我出生的那个革命风暴迭起的年代，不能不想起用血与火的斗争哺育我成长的故乡热土，不能不想起给了我重大而深刻影响的革命引路人贺龙。
§我的少年时代
我的故乡在湖南省桑植县。
同其它革命老根据地一样，桑植也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穷，一个是交通不便。因为穷，革命才容易发动，容易得到人民的响应。因为交通不便，工农武装割据才能够实现，革命根据地才能够存在。
桑植位于湘西北的武陵山中，澧水源头，湘鄂川黔四省交界处。在那个军阀混战、社会动乱的年代，这里地贫路塞，经济落后，官匪豪绅横行肆虐，百姓生活困苦不堪。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使这里成为一个“有枪则王”的世界，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武装蜂拥而起，自立一方：有称王称霸的军阀，鱼肉乡里的团防，恃强凌弱的财主豪绅，打家劫舍的土匪刀客；也有设坛习武、抗捐抗丁的“神兵”，除暴安良、抑富济贫的“民军”。
在与险恶的自然环境和残暴的统治阶级作长期斗争中，这里的人民不仅形成了吃苦耐劳、淳朴倔强的性格，而且铸造出英勇不屈、敢于斗争的精神。为了反抗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他们不畏强暴，不惧艰险，揭竿而起，向恶势力进行过一次又一次的抗争。特别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动和领导下，在贺龙的影响和带领下，这里的人民建立起一支英勇的红军，先后创造出湘鄂边、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就生长在这样一块地方。
1911年11月14日（农历辛亥年九月廿四日）我出生在桑植县长瑞乡（今樵子湾乡）一个农民家庭。因为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之际，父亲便按照乡间流行的口号“推翻满清统治，恢复汉家天下”，给我起名叫“汉生”。
我的母亲是一位篾匠的女儿，婚后生育了一女三子。我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
1986年桑植县民族事务委员会给我来函称，根据查证我的民族成分不是汉族，应定为土家族。
我只记得，我家祖上几代都是以土为生的种田人，而且都是单传。从我爷爷那一辈起，为求人丁兴旺、门第转换，就取了一个颇为吉利的班辈排名“芝兰百世昌”。到了我父亲这一辈竟然有了转机。父亲兄弟六人，他最小，排名廖兰湘，字六谦，号茂才。“茂才”是“秀才”的别称。在全家人勤劳耕作的供养下，他以最优等毕业生的资格从桑植县立高等小学堂毕业。以后，又去省城长沙读书。
我母亲曾珍藏着一张旧照片，里面站着三排穿长衫的青年，父亲就在其中。母亲还给我指认过一位先生，说他叫林伯渠，和我父亲是朋友。据分析，此照当摄于1915年，其时林伯渠受中华革命党总部之命在长沙组织反袁机关，任湖南支部党务科长。由此推测，父亲可能也是一个革命党人或同情者。
我5岁那年，父亲从省城长沙回到湘西桑植，致力于乡村教育，在本乡本保办起新学，教授国文，领着学生下体操。唱歌子，在乡里很有些名望。第二年，我6岁，母亲给了我一个竹编的书夹子，父亲背着我走了几里山路把我送入一间私塾。尽管当时已经有了新学，但农家孩子的发蒙，仍要首先借助传统的塾学和孔夫子，既学“人手足刀尺”《国语》识字课本，又背《论语》、《四书》。我在乡下读了四年书，换了四个私塾。
在父母的共同操持下，我的家境渐渐好起来，搬出了山里的老屋场，在平坝子边上的樵子湾起了一座新屋。父亲潜心教书，母亲料理家务，日子虽不富足倒也安宁。然而这种日子只过了三四年就发生了变化。时代的风暴，社会的斗争，贺龙的影响，改变了我家两代人的生活道路。
从樵子湾我家新屋到桑植县城约20公里，中间有个村落叫洪家关。村南小河上架着一座瓦屋桥，此桥今名“贺龙桥”。桥北头有一栋木屋，这就是贺龙的家。我从小常常听到有关贺龙造反的故事。
贺龙少年时迫于生计，赶骡子贩盐，奔走在湘鄂川黔边的崇山峻岭中，饱受官匪欺压，阅尽世事不平，立志要“反抗恶势力，为贫苦人打天下！”为此，他加入过清末民间秘密反清团体“哥老会”，18岁时经桑植留日学生陈图南介绍参加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1916年农历二月间，贺龙邀集伙伴，手持菜刀，砸了桑植芭茅溪盐税局，夺得几条枪，竖起“讨袁护国”的义旗，拉起一支民军，投身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中，成为名震湘西、叱咤风云的“活龙”。
我父亲曾被贺龙邀请从军，但父亲尚文轻武，不屑于舞刀弄枪。他俩虽然都参加过革命党，但是各自的出身、经历和志向却有很大差异：一个是读书人，一个是骡子客；一个要以教育振兴乡里，一个要以武装打翻旧世道。但是后来，父亲却一改初衷，加入到贺龙军中。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父亲改变的？我无从考究。但是我想，他是经过自己的反复比较和思索，认定贺龙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毅然投笔从戎，来到贺龙的桑植独立营里任职。我在家中看到过贺龙给我父亲的信封套子上写着“廖营附”、“廖副官”这样的称呼，老百姓则称他“廖师爷”，总之是在贺龙军中做些参谋、书记一类的文墨事。
父亲参加贺龙军后，离开了家，驻在县内时抽空回家看看，走的远了就很长时间不回来。
有一次，贺龙的队伍从我家附近的平坝子过，我和另一个小孩子跑到路边田埂上看“过兵”。
只见一支队伍走过来，队中一个兵的身后背着几根“大令”。这“大令”跟古戏里的令箭一样，我知道它代表着长官，它到哪里就好比长官本人亲自到哪里，查岗查哨，巡视军情，纠察军纪，下级见了都要向“大令”敬礼。
我正看得入神，一位留着“一字胡”的军官来到面前，他就是贺龙。贺龙笑眯眯地问：“你是谁家的小孩呀？胆子这么大，敢看兵哟！”
当时老百姓是怕兵的，一听说“过兵”唯恐躲避不及，谁还敢看兵呢。
我回答他：“我是廖家的。”
他又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告诉了他。
贺龙夸了我几句，率队向洪家关方向去了。我没料到，这次看兵却看出了一段亲事。
不久以后，我父亲向贺龙请假回家，说要给儿子定亲。
贺龙问：“是不是我见过的那个？”
父亲说：“不是，有人给汉生的弟弟提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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