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最后一个大问题：“它现在在哪？丢失了？毁坏了？还是落满灰尘放在一个书架上？如果存在一线希望我可以找到它，务必要让我知道。”
她的回信姗姗来迟，对我的问题未置一词，“二十年实在太长了，很难记清所有的事情。收到你的信后，我便开始四下翻找，最后发现一个小包裹里有图稿和照片。如果我没忘的话，是在写了几封信而没有收到梁教授的回信后，这个包裹就留了下来。”
好一个“留了”，20年！我和思成把它托付给她，可她竟然没有对我和思成交待一个字。它怎么会环绕世界却又半途而止，这么多年，却始终没有回到它的主人手里？我怎么也不明白，她也再没有向我解释她是如何想的。
在包裹被重新发现后的六个月里，她一直拒不将它寄给我，也不寄去北京。她说，她把（十年后）将它亲自交给梁的家人看作是自己的责任。
尽管我越发感到气愤，但我还是尽量保持礼貌，客气地与她联系。就这样拖到了1980年3月，她又写信告诉我她将把原来送包裹给思成家人的计划从春天推迟到秋天。真是太过份了。我给她去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无论你用什么理由推卸自己在1957年的责任，你现在都再不能拿着那个包裹了。”我要求她马上把包裹用挂号寄给梁夫人（林洙），并告诉她我要把这信的复印件寄给梁夫人和思成的接班人吴良镛教授，他们的地址她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知道了。她向他们写信请求理解，但他们支持我的态度。终于；两个月以后，1980年7月17日，思成宝贵的材料通过特快专递转回到林洙的手上。它比应到的时间晚了23年。
那年的十月，我专程到中国，和林洙一起，一边编写清单目录，一边仔仔细细地检查了那些图稿和照片。图稿的纸得自于战争年代的中国西部，经过39年的岁月已经变旧发黄，但是那黑色的墨线和文字说明还像初绘时那样清晰，这些图连同那些莱卡照片还依然完整无损。就为这一点，我们最后还是勉强向刘女士表达了谢意。与此同时，思成的建筑史手稿也在清华被找出，这部散失的著作，终于复归完璧。
四年之后，思成的书《图像中国建筑史》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在美国出版。在吴良镛教授的要求下，我重新担当了主编的责任。虽然耽误了几十年，思成对中国建筑精辟的分析依然不失其领先地位。这本书受到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公众的欢迎以及书评的赞扬，为此，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在1984年获得了美国出版联合会专业和学术书籍的金奖。
清华大学建筑系和我一样为找到那些宝贵的图稿和出版思成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而高兴。为了表达他们的谢忱，他们特邀请我到山西游览，并由林洙担当我的导游，陪同我探访思成曾经到过的地方。在山西南部，我再次走过1934年和正清与思成夫妇一同考察的一些地方。50年过去了，坐车在太原以北的地方游览，我们已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重要的建筑物。我和林洙最高兴的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思成的伟大发现：遥远的五台山里壮美的佛光寺大殿。
在沿途的一些地方，我们受到思成过去的学生们的盛情款待。他们正在自己所在的地区继续着他的事业。我很欣喜地看到，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曾受到无情的打击，但他的影响依然存在，并未消亡。
在我们的中国建筑旅行之后，我邀请林洙来到美国，她与正清和我在剑桥住了两个月在这边，她和我从新英格兰旅行直到南方弗吉尼亚的查洛特斯维尔。沿途参观了众多吸引人的美国建筑。自然，我们专程去了费城，去拜谒宾夕法尼亚大学思成和徽因学习建筑的地方。我从她的来信里看出，她对新汉普舍尔遍布树林的山岗，青色的山峦和农舍非常喜爱。
林洙在思成最痛苦的晚年给予他的爱和关怀多少给他的悲剧留下了几个令人宽慰的片段。转载在我这本书中的她的回忆录，是一个不朽奉献的动人表述。思成有徽因和林洙先后做为他的伴侣是多么的幸运，而对我来说，她们二人又在我的心里留下了多么美好的记忆。
在中国与美国断绝交往的25年里，思成的两个孩子都已经长大成人。他的女儿再冰在伦敦进修了几年英语，又在国外工作。我们很少见面。他的儿子从诫长成为一位颇有才华的学者。在他父亲和林洙遭受痛苦的时候，他真诚地与他们站在一起。他小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他，在北京见到他已经成人，我们的爱更加难以言表。麻省理工学院出版他父亲的《图像中国建筑史》深深地感动了他，并促使他为中国的读者翻译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的版本。为了他亲爱的父亲，他中断了自己的工作，由于他并非建筑专业出身，他是在中国建筑史家们的指导下才完成翻译的。中英文对照本1992年在北京由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面世几个月就销售一空。1992年中国出版协会也对它授了奖。现在这部书在清华大学还有一些保存，是赠送给应校长之邀来访的贵宾的礼物。
从诫到剑桥我们的家来做过几次客。最近的一次短暂来访是在1991年，即正清去世之前两年。我和从诫一起为失去思成、徽因和正清这几位我们最亲爱的人而感到悲伤，同时，我们也分享着对他们的成就的无比自豪。我祝愿我们两家的友谊永远长存，直至他和我们的子子孙孙。
费慰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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