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要讲一个非常曲折的故事。虽然思成夫妇都早已去世，但是他们的著作还在人间，我也以一个令人难以相信的方式与它联系起来。
1957年3月，在冷战的“竹幕”把我们与思成夫妇隔开8年之后，我在剑桥从一位素不相识的人那里收到思成从北京捎来的信。信很短，但很具体。他让我将他1947年留给我的建筑图稿和照片寄给一位“刘·C小姐”，再通过英中之间的邮递转交给他。刘小姐的地址是英国纽卡瑟的一条街。
我知道思成是多么珍惜这些图稿和照片，他曾梦想着在他的《图像中国建筑史》中把它们展示给西方的读者。但我怎么能肯定他的信是真的呢？他真的希望我把这些无可替代的材料交给一位仅有一个名字的陌生人？而这个人的地址离中国同离我一样的遥远。
那个时候，美国同中国还没有通邮或其他联系的方式。我不可能去查思成来信的可靠性，也不可能将包裹直接寄给他本人。
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将那些宝贵的书稿小心翼翼地包好，在1957年3月上旬寄给了那位刘小姐。在此之前，我还给她写了一封信，叮嘱她这些书稿之宝贵以及它们对思成之重要。我在焦急之中等待了六个星期，终于，她来信告诉我，包裹“平安无损”地收到了。她又说，她保证会尽快将它转交梁思成教授，她同时还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此事。她还写道，她之所以迟迟才给我复信，是因为“学院的事情很繁忙”。什么学院？我自己向着自己，她是学生还是教师？然而，从她那里我再也没有得到更多的消息。
时隔21年之后，1978年，我在欧洲的一位朋友访问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他向一位教授提到了我与梁思成教授之间长期的友谊。那位教授却毫不客气地质问他：“那为什么费女士在梁先生通知她后还不退还他的图稿和照片？”
当我在剑桥看到这位朋友从北京给我的来信之后，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那些精美的图稿和照片是在那套莱卡缩微胶片毁于战火之后的仅存之物。我知道，它们是思成生命的结晶。在他生命的最后14年里，不能参考这些他的研究所需的基础图片，他会怎样看待我呀！
在一个存放旧书信的盒子里，我找出了1957年3月7日给刘·C的那封信的打字底稿和她同年4月20日的迟到复信，我把两封信的复印件寄给了清华，并写了一封信作为解释。但是，尽管我可以为我的名誉去辩护，却无法使自己的内心得到解脱。
这位刘·C是谁？即使我不能找到那失踪的包裹，我也至少应该能找到她。我想，她该是一位中年的妇女，但是在哪儿呢？她会不会，她能不能解开这个悲剧般的失踪之谜呢？
我问思成的儿子从诫，在北京他家和他父亲的同事中能否找到那位刘·C。从诫的回答令人黯然神伤：“我们都没有听说过在英国的这位学生。我父亲一定是误把她当成了一个负责的人。如果包裹不是丢失在邮寄的过程中，那么错误就只有是他自己看错了人。无论怎样，已经过去了21年，现在一切都太晚了。”
是啊，如果包裹是在邮寄过程中丢失的，那么一切都太晚太晚了。而且，如果她也是在思成和我警觉之前就不知去向，那这不明智的选择只能怪思成本人了。我曾在一时间接受了这个苦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珍贵的包裹却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它虽然失踪并被忘却，但一定会在什么地方。这就像一个牵挂着失去的珍宝的梦在紊绕着我们。我必须再多做一次努力。
既然无法从北京方面找到刘·C，我只好转向了伦敦。我给我和正清的好友，一位退休了的大使安托尼·兰博特爵士写了一封信，将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了他，求他帮我的忙。终于，奇迹出现了。他将我的信交给了大不列颠建筑史学会的廷·洛克先生，他记得最多在两年之前，学会的一位秘书女士就住在纽卡瑟，而且曾经担任过那里建筑学校的学生注册主管人。他给她去了一个电话，碰巧她还记得一位学生，20年前的一位高年级学生。她回电话说，她查到刘后来成为一名注册建筑师，大概在新加坡开业。洛克马上给英国建筑师注册处打电话查找刘的登记号，有了这个登记号，他从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找到了她目前在新加坡的地址。
他用极简短的语言向我描述了这个奇迹：“三个电话，15分钟，一位学生注册主管人的记忆。”
安托尼爵士在1979年11月13日来信告诉我刘在新加坡的地址，毫无疑问，我马上就给她写了信。我将我们之间1957年的通信复印件也附在信中以唤回她的记忆。我告诉她梁思成根本就没有收到我们的包裹，还告诉她梁的一两位同事甚至怀疑我根本就没想将那些材料还给他。在第二页里我写下了那困扰我很长时间的一连串问题：
“假如你将包裹寄往了北京……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邮路？你挂号了吗？你告诉梁教授你已经从我这儿收到它没有？你是否知道梁教授没有收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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