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侯先生引的后面一段话，曾被作为梁思成复古主义思想的典型一批再批。一次同思成讨论这段话到底有什么问题时，我说我第一次读这篇文章时一点不懂建筑，但被这段诗一般的词句所感动。他笑着说：“可见你和这个‘反动权威’的情、趣、味多么合拍！”他又说：“建筑是一本石头的史书，它忠实地反映着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这一点我到现在还是这个看法，我认为这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我们不能否认历史，更不能切断历史。人们总是从自己走过的道路中去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这就是历史。如果否认或切断历史，人类就不可能前进，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他说：“我对北京市的城市规划正是从这个历史观的角度提出来的。对北京这个历史留下来的杰作，我们不能轻举妄动，它是封建社会的精华，它完整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我并不是认为北京城就不能动了，我们就不能建设了。但是首先应当有一个严密完整、有远见的总体现划，才能行动。像龙须沟这样的地区当然必须改造，但是比如像西长安街上金代庆寿寺双塔，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拆掉？为什么不能把它保留下来做为一个街心小绿地看一看？如果效果不好再拆还不迟嘛，这就是要慎重。”
他又说：“毛主席在全国解放前夕说过，‘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他还说：‘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想既然我们要建设城市、发展城市，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工业发达国家在城市建设中失败的和成功的经验呢？有人说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我认为正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更有效地汲取他们的经验，因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更有效地集中领导，集中土地，才能更好地实现统一的计划。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城市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业发展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复杂的交通问题；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带来的居住问题；贫民窟问题；等等。为什么我们不能事先防止呢？建国之初，北京市市长曾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我说：毛主席说，将来从这里望过去，要看到处处都是烟囱。这使我大吃一惊。这难道不正是我们所要避免的吗？‘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那情景实在太可怕了。于是我就老老实实地把我的想法和盘托出。我认为华盛顿作为一个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可资借鉴的好典型。北京是个古代文化建筑集中的城市，不宜发展工业，最好像华盛顿那样，是个政治文化中心，风景优美，高度绿化，而北京的大批名胜古迹可以发展成为一个旅游城市，我发表这些看法并没有想到反对谁，而且我对毛主席说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照你的办，’这句话深信不疑。那时候没有认识到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可是对‘处处都是烟囱’这句话直到现在我也不理解。”
那天晚上，我看见他在笔记本上写下：“在思想上我觉得整个世界在飞跃前进，我实在跟不上。奈何！奈何！”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讨论最多的还是关于建筑艺术问题。大屋顶是不是复古主义？一天我问他，在当前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趋势下，建筑三要素中艺术的比重是否会越来越小。他说：“对建筑的解释我仍坚持在《拙匠随笔（一）》中谈的观点。记得在《随笔》发表后的一天见到周总理，他说：‘听说你最近写了几篇好文章。’我那时的确想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来探讨建筑理论问题。大文章一时写不出来，我想从一个一个小问题着手写，积累下来以后再归纳提高。”他又回到原来的话题说：“建筑是社会科学、技术科学与美学的结合。随着科技的发展，这三门科学的内涵将更深入各自的领域，而不会相互削弱。过去提‘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种提法在近代建筑中就显得片面了，但是不能因为科技的发展去否定建筑艺术。建筑是有体有形的东西，有形就有美与丑的问题。1955年的批判，只使我从思想上承认大屋顶造价昂贵，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节约精神，但我不能承认当时采用‘大屋顶’来表现民族风格的尝试就是复古。我从来反对没有创造性的生搬硬套，在新建筑上加个大屋顶。我们不能搞20年代出现的‘穿西装，戴瓜皮帽’的不三不四的建筑。我承认自己在感情上觉得‘大屋顶’还是很美的。但是，解放后所盖的大屋顶，却没有一个能达到我所想象的‘美’的标准，对之越来越灰心，因而对大屋顶是否适于现代化建筑的造型产生了疑问，怎样在新建筑中表现我们民族的风格这一问题，经过1955年到1959年的实践，又提到了日程上来。在建筑创作上出现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有待解决。当时全国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是保持沉默，停止前进？还是不说真心话？这些我都办不到。所以在上海建筑艺术座谈会上我发了言，后来登在1959年第6期《建筑学报》上；1960年我又在《建筑学报》第7期上发表了有关建筑创作的几点意见。这些就是现在‘红卫兵’批判我的‘再次向党反扑，搞资本主义复辟’。如果说学术上的自由争论是‘反党’的同义词，提倡民族风格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同义词，那末我只好承认自己是‘反党’的，是‘搞资本主义’的。我现在仍然认为1959年的上海座谈会是建筑创作中必然遇到的、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的正常讨论。同时，在广州会议后听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讲话使我感动极了。我想我所唯一能够奉献给祖国的只有我的知识，所以我毫无保留地，把我的知识献给新中国未来的主人，我的学生们。我很苦恼，我常想，如果再让我从头学一遍建筑，也许还会有这样的结论，难道真的要带着花岗石的脑袋去见上帝？我后悔学了建筑这一行。如果学的是机械、无线电就好了。”
我同他之间像这样的谈话真是太多了。我当时有的理解，有的不完全理解。但是给我印象极深刻的是他对问题的冷静态度，对群众的批判总是努力去寻找其中积极的因素，从来没有动气。虽然这时我们已共同生活了几年，但他作为一个真正学者的形象此时在我心中更加鲜明地矗立了起来。但是，我常常在听完他这些议论后十分恐慌，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这些话只能对我讲，万万不可对任何人讲。他有时温和地一笑：“你真是‘反动权威’忠实的老婆。”直到1978年我开始整理《梁思成文集》时，系统地读了他和林徽因的著作，他的这些论点才更清晰地回到我的脑子里来。我想起了林先生那由于结核病的低烧而引起的“微微红晕的面孔，想起了她为了那些不三不四的建筑曾经怎样地焦急与烦恼。他们的一生是勇于探索的一生。在那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前进，不考虑迎面扑来的风沙雨雪，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我想到人们往往只注意向成功的人庆贺，但是在科学的道路上，当我们向胜利者庆功之时，不应该忘记那些先行的探路人。正是他们以自己的勇敢精神、辛勤劳动，甚至宝贵的生命为后者立下了“由此前进”或“此路不通”的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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