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生命的最后两年（他于1972年去世）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度过的。1986年林洙在清华纪念梁思成活动时写下了第一手的记述。它的摘要就形成了这最后一章和上一章的最后两段。
1966年6月清华部分师生在京郊延庆县的四清工作队，接到命令撤回学校参加文化革命。（那时她和思成结婚已四年）
我在工作队时，思成来信谈到他近来血压较高，以及严重的头晕，使我忐忑不安，急切地想见到他。（他已六十五岁，身体虚弱）6月的天气已开始炎热。笼罩着工作队的沉闷气氛，又使我隐隐地感到一种难言的恐慌。返校的汽车驶入了清华园，无数的大字报和攒动的人头使这里呈现着一种异样的情景。下车后立刻有人告诉我，系里有关于梁先生的大字报，说他是与彭真同伙的反党份子，是反动学术权威。这时，我突然觉得手里的行李变成了一块石头，重重地压到了我的心上。
我木然地走回家，推开房门，屋子和往常一样拉着窗帘，显得有些昏暗，思成正在写些什么，显得那样瘦小憔悴，见我进来，向我伸出双手，又放下了。用非常低哑的声音说：“我天天都在盼你，但是我又怕……”我从来没有见到他这样痛苦的表情，这么颓唐的样子使我骇然。我轻轻地抚着他希望能给他一点安慰，暗暗祈望这只是一片短暂的乌云，一切都会槁清楚，一切都会过去。那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片乌云会笼罩全中国整整十年，而他再也没有机会看一眼中国的晴空。
我回到自己的原单位“参加学习”，老同事们都很沉默。窗外不时敲锣打鼓地走过一队队的人押着戴高帽子的党委干部们游街。这使我感到惊恐，预感到思成也会遭到同样的对待，但又不得不努力掩饰我的恐惧，尽量装出一副镇静的样子。
“中央”派来了工作组，人们暂时安定了下来。有人贴出了“梁思或是彭真死党，是混进党内的大右派”的大字报。于是他详细地“交代”自己的入党经过，与彭真的关系等等，其实那本来是众所周知的。然而他一遍又一遍的“检查”都没有“通过”。有一天他终于明白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他们认为他在反右时期写的拥护党委领导的文章，是当时的市委为了把“右派打扮成左派再拉进党内”而授意他写的。
“那末，那篇文章是怎么写的呢？”我问。
“在整风开始后很多人对党提出了意见，我自己也提了不少，但是这些意见中有一点我不同意，就是要共产党从学校中撤出去。他们忘记了是谁领导全国人民站了起来，不再受帝国主义侵略？是谁解决了四亿多人民的吃穿问题？是谁使我们的社会得到了安定？是谁清理了古老的北京城里从明代就积存下来的垃圾？是共产党。那么为什么共产党就不能领导大学呢？即使在解放前，校委会也是被操纵在少数特权人物手中，就像清华过去所谓的‘三巨头’嘛！所以我写了《整风一个月的体会》，谈了自己的看法。写完后又拿不定主意，只好把它锁在抽屉里。星期日刘仁同志来看我，问我最近有什么看法，我把这篇东西拿给他看，他看完后很高兴，立刻放进口袋中，说了声‘明日见报’就走了。第二天果然一字不改登了出来。”接着他又说：“不管怎样，我认为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强大起来，我愿意跟着它走，所以我写了入党申请。那时连党的基本组织原则都不懂，竟把申请书直接交给周总理转毛主席。我在入党后的一切行动包括我写的那些文章可能有错误，但全是光明正大的，没有任何阴谋活动。”他很坦然同时却一丝不苟地写着工作组要他“交代”的每一个“问题”。他对每一件事的陈述都是诚实而详尽的，没有丝毫保留。我一直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很无知，在政治上更是如此，然而我却惊奇地发现他在政治上是多么地天真与单纯，他对党是那样地忠诚和依赖，连我都不能想象在旧社会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竟能保持这么纯洁的赤子之心，丝毫也不怀疑别人会对他有什么恶意。
这一年的7月底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这使我惶惶不安，学生们对此则是兴奋万分，反复地唱着“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听他们唱着，我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气从脑后传遍全身。工作组撤走后，由群众自己选出了文革领导小组。人们每天都在写批判党委和各级党组织的大字报。我和思成则每天都在讨论着蒋南翔（前清华校长）为什么是修正主义者？什么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这些似乎早已为“革命群众”解决了的问题，我们却仍然感到糊涂，而且也不敢提出问题。被揪斗的人一天天地增多。
我不敢想，但我预感到他们决不会放过他的。我最伯的事终于发生了。那一天我正在系馆门口看大字报，突然一个人从系馆里被人推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还打了一个大×，系馆门口的人群轰的一声笑开了。他弯着腰踉跄了几步，几乎跌倒，又吃力地往前走去。我抬起头，一瞬间正与他的目光相遇。天啊！我无法形容我所爱的这位正直的学者所爆发出来的那种强烈的屈辱与羞愧的神情。我想现在即使以恢复我的青春为补偿，让我再看一次他当时的眼光，我也会坚决他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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