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他的国际声望，把他作为代表团的成员送出去参加国际会议是有利的。早在1953年他就和一个科学院的代表团一起被派往苏联去过。1956年他参加了在波兰和东德举行的国际建筑会议。1958年他去布拉格，又到了莫斯科。第二年他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世界和平大会。1963年他在一次延长的出国旅行中到了古巴、墨西哥和巴西，在那里他高兴地和建筑学家奥斯卡·尼迈亚再次会面。他最后一次出国是1965年到巴黎出席一次国际建筑会议。
除了不时受到这些出国日程和许多中国国内的委员会、学会和专业会议的打断，更不用说他有时生病，思成继续作为建筑系主任在清华教书。一直到1953年，他教中国建筑史课都是没有教科书的，但那一年清华用胶印复制了他和徽因在李庄研究出的手写稿。这不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专著，它被认为不适于正式印刷发行，只能在内部传阅，也没有思成或研究所的署名。1955年，清华从思成在重庆拍的缩微胶卷中重印了研究所的建筑图片的一个小册子。它们也没有署名，只限学生内部使用。有些图片传到了欧洲，那里的一些研究中国建筑的作者把它们发表了，也没有署思成或研究所的名字。这在当时似乎是一种厚颜无耻的剽窃行为。
那一时期由于外出和各种公务缠身长时间不在家，思成的生活陷入了麻烦。在他的系办公室，没打开的信件和杂志积成了堆。他需要帮助。他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找了年轻的女子林洙，她后来和清华建筑系的一位教师的婚姻在1957年由于离婚而结束，留下一个小儿子和一个小女儿归她抚养。她的母亲住在城市的另一部分，担起了看孩子的责任，而她就继续在建筑系供职。当思成请她来帮忙处理他的文牍工作时她欣然接受，并安排为此隔一天来他家。她自己是这么叙述的：
“大约一周后，我拆开一封信，不由得笑了起来。我连忙过去向梁先生道喜。原来是一位人大代表毛遂自荐地来向梁先生求婚，还附来了这位中年妇女自己的照片。梁先生也笑了。那天我们谈到了各自生活中的问题。后来每天都在工作之余小谈一会儿。从生活到工作，从文艺到建筑，什么都谈。我不是健谈的人，但他总是静静地听我讲，和我交换着看法。可以与之推心置腹地交谈的知音，我一生中只遇见过这一次。当时林先生已去世七年，思成一个人生活，身体不好，也很孤单，这使我们在感情上接近起来并彼此珍重。我们决定生活在一起。
“如果说1962年我同思成结婚后，由于我们在年龄、学识和生活经历方面的差异，许多人包括思成家里一些人不理解，也不赞成我们的婚姻，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多少感到过惶惑的话，那么几年的共同生活已使我更了解他，更认识了他的价值。我们的命运已经紧紧结合在一起，不能分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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