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31日，是思成和徽因在渥太华结婚的20周年。一些亲密的朋友们和梁家一起在他们清华园的家中举行茶点庆祝会。徽因即席做了关于宋朝都城的报告使大家都很惊奇。但是老金却很替“新郎和新娘”担心。徽因的刀口曾裂开了差不多一英寸，正在用链霉素进行治疗。同时，老金写道，思成自己是非常的瘦，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清华担任着非常繁重的课程，而“每天的生活就像电话总机一样——这么多的线都在他身上相交”。
那一年是清华建筑系建系的第二年，就读的学生自然只有一二年级的学生，共计41人。思成负责讲授主要的历史课，先叙述西方建筑的演变，接着就讲中国建筑史。他还参加一周两次的建筑评图课。1948年5月他在清华的第一年快结束时写信来说，“我从来不大喜欢教书。我宁愿做研究工作。但学生们的作品补偿了我。一般来说他们都很聪明和专心，总的来说我是满意的。但它使我忙得要命，并使我无法进行研究工作。这真是一个矛盾。”
在内战期间野外考察当然是不可能的了，他的营造学社自从迁回北京以来还没有搞出一个工作计划。而且，他在美国的几个月已使他研究城市和建筑学的因素的兴趣增强。这些考虑促使他把建筑系改组成两个部分——建筑和城市规划。克拉伦斯·斯坦因为新的专业捐赠了供教师和学生用的二百册图书。
思成一定很希望能有时间研究这个新的领域及其对中国的应用。他的眼光超越了当前建设的迫切需要。他优先考虑的是为他的人民提供一个能够居住的健康的总环境。他要保证他的学生不仅仅是在技术上过硬，他们必须深刻理解人类对于美、舒适、空间、健康、安全以及睦邻关系的需求。
1948年，一位新朋友进入了梁家的生活。林洙是一个刚刚从上海的中学校毕业的年轻姑娘。她到北京来是想进清华念书，她父亲给徽因写了一封介绍信。她根据对梁氏夫妇的最初印象把他们描绘得栩翎如生，同时也使我们对这位作家在她这么小的时候有个初步印象：沉默而腼腆，聪明而敏感。她成为梁家的密友是毫不奇怪的。
“我想着要去见梁思成夫妇这两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心中不免忐忑不安，我和他们谈些什么呢？我还从来没有单独和父辈的人打过交道呢。但是，真的见到他们之后，我所有的顾虑都消失了，林先生热情地为我安排在吴柳生教授家借住。当她知道我的学业英语最差时，又主动提出为我补习英语，并规定每周三五两次。因为我不善交谈，所以最怕和生人打交道，但是去看林先生，我只要带着耳朵去就行了，她是那么健谈又有风趣，我除了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外，再也插不上嘴。她是我一生中所见到的女子中最美、最有风度的。当然，我见到她时她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病魔已把她折磨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但是一旦和她接触，实体的林徽因就不见了，你所感受的只是她的精神，她的智慧与美的光芒，我常常陶醉在对她的欣赏中。
“那时她的健康状况极坏，下午常常发低烧，还坚持教我这个不用功的学生，我感到十分内疚。但是她又是那么吸引我，使我不愿放弃每次可以接近她的机会。我们总是在下午三点半开始上课，四点就开始喝茶。梁先生在家时就和我们一起喝。有时候宾客满堂。当客人不多时，林先生就给我讲北京城的规划，谈建筑，或者谈文学艺术仿佛从不考虑我那时还是个‘建筑盲’，与她相比简直是个无知的孩子。而就在这种闲谈中使我多少增加了对建筑的知识，并对建筑发生了兴趣。
“有一天，林先生问我北京的古建筑都看了哪些。我说城里的基本都看过了。
“她又问我最喜欢哪几处，我说最喜欢天坛和太庙，因为天坛经过长长的神道到达仰视晴空的洁白的圜丘真正给人以通向天堂的感觉；太庙门内的大片古松是那么宁静肃穆。
“听到谈太庙的古松，林先后忽然笑着问我听过她和梁先生逛太庙的故事吗？我摇摇头，于是她说：‘那时我才十八九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可是进了太庙的大门不久，他却咕噜一下，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我回头看看梁先生，他正挑起一支眉毛调皮地一笑说：‘可你还是爱上了这个傻小子。’他们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后合。又有一次林先生讲完了英语问我对哪个学科有兴趣时我说我爱好文学，但自知不是这块料，所以也不准备向这方面发展，只是爱好而已。她又问我喜欢哪个作家的作品。我说国外的太多了，但是中国的作家我只喜欢沈从文的，其次是曹禺的剧本。她听了非常高兴，滔滔不绝地和我谈论沈从文的作品，并说现在这祥对待沈从文是不公正的。解放区著名的作家赵树理的作品就受沈从文的影响很深，她介绍我读一读赵树理的作品。解放初期我逐步认识共产党正是从赵树理的作品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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