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非常幸运，刚好雇到了我所需要的那种女仆。这种女仆要具有人类智慧的一切外表但又不仅是简单的一个人。她是一个木头、石头以及其他一切大而坚不可摧的东西的结合。又笨又好脾气使她成为一个起码的女仆（就是说，一个能够做下去的女仆），既能干又坚强又使她接近于宝贵的一类（就是说，一个人们不愿辞退的女仆）。你看我有多幸运！
“在教授宿舍呆长了的老金，染上了那种集中营俘虏的野蛮习气，对我们现有的上层社会标准，比如让女仆洗碗，挑剔起来。他的习惯是在自己的窗台上放一只杯子和一双筷子，这样他每天早上自己就能使用它们调一杯可可。有一次他在他房间里或尘封的窗台上找不到它们，生气得不得了，后来我向他保证，今后我会告诉女仆干脆别洗它们了，把它们放在他枕头下边让他容易找到！”
六个星期以后思成来了一封长信，他在李庄和女儿在一起。他告诉我们说，显然徽因匆忙赶赴昆明是对的。
“河道工程几天以前才刚刚完成。但是只有很小的船才能从重庆上来。有舱的轮船要到五月下半月才能上来。所以徽因去昆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在从昆明写来的第一封信中，她谈到知道内心的祷告实现了的‘几近宗教’的感觉。她为我们那些老朋友给她的欢迎而十分感动，并表示遗憾说她‘得到’太多而‘奉献’太少。
“你和费正清到李庄来作客打破了她五年来在一个房间里呆着的单调生活，在你们走了很久以后她还能保持情绪高涨。而且，要是你们不来，她到重庆去就连想都不要想。心理上的好效应是很大的。
“尽管昆明的海拔高度对她的呼吸和脉搏会有某种不良影响，但她在那里很快活。她周围有好多老朋友给她作伴，借给她的书都看不完。老金和她呆在一起（他真是非常豪爽），她还有一个很好的女仆，因此她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与此同时，思成和他留下的几个同事是在忙着给营造学社的书籍、文件、图片和技术装备打包装箱，准备一旦运输恢复时运回北京。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这时候也在捆扎它们的宝贵的书籍、研究报告和考古文物，它们最后被送到了台湾去。中央博物馆也在把他们的馆藏和图书等等运回南京，他们在那儿有一座雄心勃勃的大楼，它在日本侵略的初期混乱中没有建成。
在日本投降以后的好几个月，在李庄不愉快的暂住终于快结束了。它所濒临的长江直接向东流往上海。这是“下江人”回家的通衢大道。但是政府把所有的船只和飞机全都控制起来了。为了避免混乱，它把无数的部门和机构的搬迁次序排成了号。不可避免地，陪都的高级官员和战时暴发户使用来历不明的交通工具提前到达了东海岸。对于穷得要命的李庄战时难民来说，这样的机会是没有的。他们只有依靠政府来送他们回家，并且只能在吓人的通货膨胀中等待。
梁思成的营造学社和中央博物馆合起来走。他从李庄写信来说，这两个机构一起排在47号，“而第一号的中央大学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们以为我们将会扔掉一切破烂坐飞机走，但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还得用它们好长时间。”
包括老金在内的全家人最后回到北京是1946年7月31日，坐了一架从重庆直航的飞机，但在此以前他们在中央研究院招待所里等了一个多月，跟大约四十个无助的家庭挤在一起。这一困境是他们过去五年当中在李庄和重庆遭受的苦难的一个合适的高潮。尽管是在这样毫无希望的现实中等待着，徽因仍然继续保持着她那特有的美学才能。“不管是晴天或者下雨，昆明永远是那样的美丽。我窗外的景色在大雷雨之前或紧接它之后特别优美。大雨下来时我房间里的气氛之浪漫简直无法形容——当一个人独处在静静的大花园中的寂寞房子里时，忽然天空和大地一齐都黑了下来。这是一个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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