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到她一天的生活，徽因说，“我一起床就开始洒扫庭院和做苦工，然后是采购和做饭，然后是收拾和洗涮，然后就跟见了鬼一样，在困难的三餐中间根本没有时间感知任何事物，最后我浑身痛着呻吟着上床，我奇怪自己干嘛还活着。这就是一切。”
老金用两句简单的话概括了他对徽因这个时期生活的看法：“她仍旧很忙，只是在这种闹哄哄的日子里更忙了。实际上她真是没有什么时间可以浪费，以致她有浪费掉她的生命的危险。”
思成在离家6个月之后回来，徽因写信来说：
“我们现在住在离昆明城里8英里的中等规模的村子尽头新建的一所三居室的住宅里。它周围风景还不错，没有军事目标。我们的住宅包括三间宽敞的屋子和小巷尽头的一间厨房，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还有一间佣人的房间直到现在还空着。春天里老金在我们的住宅尽头处加了一间‘耳房’。这样整个北总布胡同集团现在就齐了，但天知道能维持多久。
“许许多多的朋友包括（钱）端升也在这里筑了小房子。我们的房子是最后盖的，所以结果我们就只好为了所需要的每一块木板、每一块砖头和每一颗钉子而奋斗，还得参加运送材料和实际的木匠活和石匠活。
“这房子的某些方面，”她说，“并不是没有美丽或使人高兴的地方。我们很喜欢它，甚至为它感到骄傲。”
说也奇怪，这是这两位建筑师为自己设计的唯一的房子。它座落在村外边。它是在开洼地的边缘，紧靠着高高的堤坝，上边长着一排高高的笔直的松树，就跟古画里的一样。优美的环境和气候在徽因的心中立即引起了反响：“这时候的天气已转凉爽，在越来越强的秋天泛光照射下，风景真是美极了。空气中到处散发着香气，而野花使人回想起干千万万种久已忘怀了的美妙感觉。随便一个早上或下午，太阳都会从一个奇怪的角度悄然射进入们在一个混乱和灾难的世界中仍然具有的受了创伤的对平静和美的意识。可是战争，特别是我们的抗日战争，仍然是君临一切，贴近我们的身体和心志。”
到11月，徽因写信来说，轰炸越来越凶了。“那日本轰炸机和追击飞机的机枪扫射都是一样的切肤之痛。不管飞机就在上空或尚在远妙，都是一样——都是肚子里的一种要呕吐的感觉，特别是当一个人还没有吃过任何东西，而且在这一天中很长时间也不会有东西吃的时候就更是这样。
“可怜的老金，他早上在城里有课，经常是早晨五点半就从村里出发，甚至在课还没有上的时候就遇到了空袭，于是不得不又和一大群人一道跑出来，走向另一座城门、另一个方向的另一座山，直到下午五点半以后才又绕一大圈走回村里，一天都没有吃饭、没有干活、没有休息，为干这个什么都耽误了。”
11月的轰炸加剧又迫使梁家离开他们的温暖的小屋和亲爱的朋友们再次迁移。思成从四川回来以后就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而周詒春博士，现任营造学社董事长，提名思成为学社社长并把学社附属于政府支持的中央研究院下属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是由教育部负责的。教育部下令研究院的研究所从昆明迁往四川重庆西边大约二百英里、长江南岸的一个小镇李庄。
思成在一封信里说，“这次迁移使我们非常沮丧。它意味着我们将要和我们已经有了十年以上交情的一群朋友分离。我们将要去到一个除了中央研究院的研究所以外远离任何其它机关、远离任何‘大城市’的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大学将留在昆明，老金、端升、奚若和别的人也将如此。不管我们逃到那里，我们都将每月用好多天、每天用好多小时，打断日常的生活——工作、进餐和睡眠来跑警报。但是我想英国的情况还要糟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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