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同时，那高兴的父亲把长期离家的思成和徽因归来的消息告诉不在家的孩子们⑿。
“新人到家以来，全家真是喜气洋溢。初到那天看见思成那种风尘憔悴之色，面庞黑瘦，头筋涨起，我很有几分不高兴。这几天将养转来，很是雄姿英发的样子，令我越看越爱。看来他们夫妇体质都不算弱，几年来的忧虑，现在算放心了。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亲热，不解作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同一个模型铸出来。”
父亲的病已经十分严重，这一点似乎还没有被全家人认识到。他一辈子都很健康，历来都是家里无可争辩的主人，负责作出一切重要的决定。正因为他意识到全家都依靠着他，他就向他们隐瞒了1928年早春他发现尿中有血的事实。但他自己是认识到其中的危险的。他去进行检查的北京德国医院告诉他说他们没有发现恶性变化。出院以后他就用中药治病，可是没有什么结果。然后他就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诊治，经过几天的化验，诊断出一个肾有病变。1928年3月16日，他动了手术，切除了有病的肾。然而，他的尿中继续有血。医生们命令他休息，说出血是由于他操劳过度。他们唯一的治疗就是每过两三个月给他输一次血。
手术是在思成和徽因还在欧洲旅行的时候进行的。父亲4月26日的信，叙述了两个星期前输血之后他的健康“大有进步”，看来主要意图是要他们相信一切都没问题。这只是在他习惯性的慈父的忠告和对思成事业前途的不断寻求的小小中断。
即使在新婚夫妇于夏末回家以后，重逢的喜悦和迁往满洲的匆忙准备好像使人们想不到父亲的生命已近终结。他照常进行研究和写作，但到11月12日他已不能坐起来伏案工作了。他卧床不起，于1929年1月19日去世⒀。
著名学者梁启超于55岁的英年早逝不仅对于他的毫无心理准备的家庭是一个残酷的打击，而且对于他的同侪和追随者，以及他的著作的无数读者都是一个巨大损失。他的长子思成担负起了新的职责，为公众写出了关于他那显赫的父亲一生最后几个月、几个星期、几天的记述。它在梁逝世后两天登载在主要报纸大公报上⒁。它的第一句话——“我父亲一向非常健康，很少生病。”——有着他当时还意识不到的悲凉味道。
四十年后，1971年，他从他自己的医生那里得知了他父亲早逝的真相。鉴于梁启超的知名度、协和医学院著名的外科教授刘博士被指定来做这肾切除手术。当时的情况不久以后由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秘密讲述出来。据他们说，“在病人被推进手术室以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就进行了手术（切除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ⅹ光片。这一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即就发现了，但是由于协和的名声攸关，被当成“最高机密”保守起来。
上海的张雷，梁启超的一个好朋友，和两位实习医生也很熟，把这些告诉了我，并且说：“直到现在，这件事在中国还没有广为人知。但我并不怀疑其真实性，因为我从和刘博士比较熟识的其他人那里知道，他在那次手术以后就不再是那位充满自信的外科医生了。”
以下一点也可能是重要的：1928年11月，即给梁启超做手术后九个月和他死之前六个星期，刘博士辞去了在协和医学院的外科医生职务，到国民党政府卫生部去当政务次长了。关于这一往南京的调动，霍华德·L·布尔曼编的《中华民国人名词典》⒂是这样解释的：刘博士认为并且教导说，不管私人事业如何赚钱，公众职务总是更为重要。”他用他三十三年的余生致力于奠定全国卫生服务网的基础。
⑿. 《年谱》，8月28日，768页。
⒀. 《年谱》，770页。
⒁. 《年谱》，1929年1月21日，729页。
⒂. 第二卷，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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