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成的父亲从地球的另一面继续给他的新婚儿子以父亲的指导。他掌握了订婚和结婚的中国一端的仪式。现在他正在为他们取道欧洲回来安排归程①。他反对他们取道西伯利亚回来，因为俄国是“野蛮的和残破的”。在进出俄国的时候都可能出意外。“游历南欧是主要的目标，而从那里去莫斯科转乘火车回家是非常不划算的……我替你们拟了一个计划。”他的计划很具体。他们要从加拿大到美国，然后就到瑞典和挪威，因为斯堪的纳维亚有很具特色和有意思的现代建筑，然后到德国去看古代城市和莱茵的堡垒，然后再到瑞士去看自然美景，然后到意大利。在意大利要呆得长一些，以便彻底了解文艺复兴的妙处。最后他们要在马赛上岸回国。事后他又想起，“到西班牙去一趟也是不错的。刘景凯②在那里当大使，能够照顾你们。你们也可以到土耳其去看伊斯兰建筑。如果你们真的去了，要替我观察一下那里革命后的政治。（他没有提到伦敦或巴黎。）
过了几个星期他又写信给思成，说了一些进一步的想法③：“如果你们想从西伯利亚回来好省点钱，一定要让我知道，我可以帮你们作些安排。你们到欧洲以后，我希望你们做详细的日记。如果它有文学价值，我将把它编辑出版。随信寄去十二张我的名片，你们到各个使馆去的时候可以用得着。”
在这封信之后，父亲和新婚夫妇之间的通讯由于他不写信而中断了两个月。他的健康状况突然下降了。然而在四月间写的一封长信④中他对他们说：“我的身体好多了。半个月以前我在协和（北京协和医学院）输了血，验血正常。”
结婚仪式后的两个月的间隔，足够使大姐和思成自己的叙述用慢船邮递到中国寄给父亲。他写道，“家里的长子已完成了这一重大的仪式。你可以想象老人们该有多高兴。特别使我欢喜的是，我一向偏向女孩，而现在有了一个和自己的女儿一样亲的儿媳。我想给你们计划一下未来，但要你们知道其中的困难。即使你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也别灰心丧气，这还不是人生中最可怕的敌人，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来压倒我们。”
思成自己前几年的学习当然已经使他产生了他自己的目标。他显然已经向他的父亲提过，他想研究“中国宫殿”的历史。梁启超认真地考虑了，但是并不太热心。他认为“百分之九十的古代建筑已经被毁”，而目前情况又使得野外考察成为不可能。但他又告诉他的儿子，他从文学中得到了一些有关中国建筑的有趣想法，“也许你能对我给你的例子进行研究。”
给了这种暗示性的鼓励以后，思成的父亲又叫他转向他的第二项专业——中国美术史。说到这里他变得十分热心。他把各种画派分析了一遍，详细地叙述了许多位画家的性格和脾气，以及他们的历史背景，安排他儿子去参观和研究他有特殊关系的私人藏画。
在信的最后一段，父亲的全能全智的忠告让位于对爱和关心的诉求。“你们的信实在太少。老人都爱他们的孩子。在康复期中最大的快慰是收到你们的信。我真的希望你能经常告诉我你们在旅行中看到些什么（即使是明信片也好），这样我躺在床上也能旅行了。我尤其希望我的新女儿能写信给我。⑤”
病人的这种舔犊之情在他此后不久写给大女儿的一封很亲密的信中有所表露。⑥他对她抱怨思成对于他几个月来指导他就业的信没有反应，“他的信本来就少，而对这件事更是一字未提。可能我不管给他做什么样的安排他都不会同意。我感觉我是在浪费我的时间和爱。在这些方面，他实在是还太年轻和太不懂事。”
实际上，思成已经27岁，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四年的专门教育，而且已经结婚。那四年他是在远离他父亲的地方度过的，在那里他每天都要作出没人帮忙的决定。他的美国同学的家里同大学一样，都期望他们能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思成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从小就懂得尽孝道是做儿子的根本义务，而且他也无疑地热爱和崇敬着他那杰出的父亲。然而他已经不是那个四年前离开他父亲的四合院时的年轻而不懂事的孩子了。梁启超为他儿子对他的指导明显的无动于衷很是恼火，但思成很可能感到在他能够面对面和他父亲谈话之前，保持沉默要比通过邮件进行辩论要更好些。
同时，对这一切全然蒙在鼓里的梁启超，已经运用他的影响说动清华大学考虑（不太情愿地）给思成一个教席（建筑学？）以及一个教绘画的位置。然而，到四月份，另一个可能性引起了他的注意，而做父亲的很快就认识了它的优点。沈阳（奉天）的国立东北大学要成立建筑系，工程学院院长要宾大建筑系出色的毕业生杨廷宝来当系主任。杨廷宝是梁思成的同窗好友，却已接受了上海一家建筑公司的聘请。他推荐梁思成，认为他是唯一合适的人选。知道思成夫妇还在欧洲旅行，他答应院长去和梁启超商量一下。
①. 《年谱》，1927年12月18日。
②. 刘景凯系音译——译者著。
③. 《年谱》，1928年2月12日。
④. 《年谱》，758页，第一段引文出自1928年4月26日的信。
⑤. 《年谱》，760页，最后一段引文出自1928年4月l6日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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