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成把离华去美的时间推迟到了1924年夏天。在这段时间里，徽因一方面完成她在北京的学业，另一方面继续她的写作，同时准备同他一起离开中国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读书。
徐志摩以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回答了梁启超责骂他和妻子离婚的警告信，“我将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我灵魂的伴侣。要是我找到了她，那是我的运气；要是我找不到，那是命该如此。”徽因的名字通篇没有提到。
梁启超显然认定这问题已不再威胁他的家庭。1923年夏天他和徐志摩常在一起。他们都在南开大学授课，徐志摩教两个星期的现代英国文学。徐志摩写诗用的是新的白话体，许多篇都印行了。1923年秋天徐志摩把他的亲朋诗友召集到杭州欣赏西湖美景。他的声誉和影响在增长。1924年他接受了北京大学的教席的聘请。
梁启超和林长民是北京讲师协会的策划者，这个协会曾主办了罗素等人的来访，把外界著名思想家的观点介绍给中国听众，徐志摩很早就积极主张邀请印度著名诗人拉宾德拉那斯·泰戈尔，他在1924年4月12日到上海的码头上迎接泰戈尔，作他在华七个星期旅途中的全程陪同，并担任他的英译中翻译。两位诗人立即成为好朋友。在他们相遇不久，他们在杭州西湖的一条小船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夜晚，他们吟诗，讨论诗歌一直到天明⑦。4月23日泰戈尔抵达北京，受到梁启超、林长民、胡适等许多知识界名流的热烈欢迎。
泰戈尔认为他的访问象征着印度和中国古老的宗教联系。他是来加强中印两大国在亚洲精神上的团结一致的，在他看来，这种精神和西方务实主义结合起来，将成为新的世界文明的基础。他在北京的研究者和知识界中的听众数以千计。许多人是因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慕名而来的。而他的翻译、天才诗人徐志摩的吸引力也无疑是一个因素。徐志摩让徽因在泰戈尔在北京期间充当副翻译。当泰戈尔在欢迎者和好奇者人群中不时地转来转去时，这两人就成为泰戈尔经常的陪同者。泰戈尔本人的访问造成的浪漫气氛笼罩着他们。同他在一起，他们也成了公众人物。这对出色的青年伴着一个高个子、白头发的圣者传为一时佳话⑧。
泰戈尔访问北京的高潮是5月8日庆祝他六十三岁生日的寿筵。它是由徐志摩新近创立的新月社主办的，而这个社团又是以泰戈尔的散文诗《新月》命名的，四百位北京最著名的人物出席了宴会。在演说和赠礼结束之后，为客人们上演了泰戈尔用英文写的剧《吉特拉》。剧中徽因扮演公主，而徐志摩则扮演爱神。
第二天早晨，泰戈尔发表了他准备好的七篇讲稿中的第一篇。它在一部分青年听众中引发了尖锐的批评。次日他的第二次课遭到显然是有组织的抗议。当泰戈尔发现在听众中散发的传单把他说成是为精神至上主义辩护而对中国目前的困境无动于衷的反动派时，他非常生气。
从1923年开始，由人数很少的人所领导的中国左派发起了一场积极反对基督教传教士的“文化帝国主义”的运动。对于这些辩证唯物主义者来说，泰戈尔简直是狮穴中的一块肥肉。他宣布他的下一次讲课就是最后一课，其余的课将取消。大约有两千人来听这最后一课。徐志摩和胡适为诗人作了辩解，但泰戈尔却说他身心都很疲劳，到西山休养去了，这样度过了他在中国的最后一周的大部分日子。
5月20日，泰戈尔离开的日子，是一个动感情的告别日。诗人自己可能因为躲开了那些激进的抗议者而松了一口气，但他对于和徽因离别却感到遗憾，年轻可爱的她一直不离左右，使他在中国的逗留大为增色。他为她作了一首诗：
天空的蔚蓝，
爱上了大地的碧绿，
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对徐志摩和徽因来说这次离别有一种特别的辛酸味。徐志摩私下对泰戈尔说他仍然爱着徽因。那老诗人本人曾代为求情，却没有使她动心⑨。然而在这最后的几个星期里，她和徐志摩却度过了共同亲密照顾他们可尊敬的印度哲人的时光。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着戏剧性和使人兴奋的公众使命，并感知着徐志摩的人格和诗歌为他赢来的突然的声望。
徽因下个月内就出发到美国去，四年后才回中国。徐志摩陪着泰戈尔到了日本，回到中国以后又卷迸了另一场爱情纠葛。
⑦. 李欧梵：《浪漫一代》第146页。”
⑧. 李欧梵：《浪漫一代》，第146页。
⑨. 斯提芬·N·海伊：《亚洲关于东西方的看法：泰戈尔及其批评者在日本、中国和印度》（哈佛大学出版社麻省剑桥1970年版）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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