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是思成在清华的最后一年，夏天就该和同学们一起利用庚子赔款奖学金到美国深造。他准备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建筑。这就促成了他和徽因的婚事。好多年以后他告诉我，她在伦敦有一个同学，能花好几个小时在画板上画房子。徽因很喜欢。她的朋友在紧迫的询问下描述了建筑这个职业。徽因当即就确定这正是她所要的职业，一种把日常的艺术创造和实际用途结合起来的事业。在她回到中国以后，她在引导思成作出这样的决定方面也没有任何困难。他一向热爱绘画，并模糊地感觉自己是个职业美术家。建筑正合他的心意，而一道学建筑也符合两人的心意。
1923年5月7日，思成、思永和他们的弟弟从西山来到北京城里，参加1915年5月7日日本要求并获准从德国人手中接管山东省的国耻日周年抗议示威。梁家的大院是在南长街，一条市中心的海北大街。离梁家不远的街的南端就通向繁华的东西大道长安街，它邻接着天安门的正面。大约十一点钟，思成把他大姐赠送的礼物——摩托车推出来，让思永骑在后边，驶向南边去追赶游行队伍，当他们转入大道时他们被一辆大轿车撞到侧面，摩托车被撞翻了。它重重地摔倒在地，把思永扔出老远，把思成压在下面。坐在轿车里的官员命令他的车夫继续往前开。
思永的伤口流着血站起来，发现他的哥哥躺在便道上不省人事。他立即跑回家里，他满身是血的样子把家人吓坏了，他叫道：“快！救救思成！他撞坏了！”一个仆人奔向出事地点，把思成背回来。他脸色苍白，眼珠也不会动。过了二十分钟，他恢复了知觉，脸上也又有了血色。他父亲俯身向他，握住他的手，“他抓住我的手，在我脸上亲了一下，”梁启超写道，“他对我说，‘爸爸，我是您的不孝儿子，在您和妈妈把我的全部身体交付给我之前，我已把它毁坏了。不要管我，特别是不要告诉妈妈。大姐在哪儿，我怎么能见到她？’④”
“这时候我的心差不多要碎了，”父亲写道。“我只是说，‘不要紧的，别害怕。’当我看到他脸上恢复了血色的时候，我感到安慰。我想，只要他能活下来，就是残废我也很满足了。后来医生来了，对他作了全面的检查。他诊断说，腰部以上没有什么毛病，只是左腿断了，他用救护车把思成送到医院。”在这段时间里思永忙着和别人一起照顾思成。后来他睡着了，于是家里也替他担心起来，把他也送进了医院。在那里他只检查出嘴唇摔破和腿上轻微的擦伤。两兄弟在医院同住一间病房，思永一个星期就出院了，而思成则要住上八个星期。
一开始医院的外科医生告诉家里，思成不需要动手术，因为骨头没有断。这个诊断是错的，耽误了正确的治疗。实际上他是股骨复合性骨折，到5月底思成已经动了三次手术。父亲在一封给大姐的充满希望的信件中说腿已经完全接合，思成将能“和正常人一样走路”。可实际并不是这样，从那时起，左腿就显然比右腿短一大截。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一辈子跛足和由于脊椎病弱而装设背部支架。对于一个由于职业原因需要常常在农村里长时间行走并攀越和检查房顶和桁架的人来说，这种残疾实在是难以忍受的。
父亲借着他活泼好动的大儿子这段消极日子把它利用起来。大约出事后两个星期左右他就让思成研读中国经典，从《论语》和《孟子》开始。“在这两个月里你应当能够消化以至背诵那些对自我修养有用的段落，然后你必须读《左传》和《战国策》的全文以增长你的智慧和改进你的文风。如果你还有时间，就读点《荀子》，那就更好了。”
这些经典是过去八百年来科举考生的必读课。在这里，改革派领袖梁启超显然是回到了他的新儒学立场，并认走背诵经典是对于清华大学那无可名状的单调课程的有用补充。
思成的母亲则对于那个汽车撞了她的两个儿子又跑掉的官员特别生气。她找了共和国总统要求处罚这个官员。最后判定那是车夫的错，母亲不肯罢沐，直到总统替他的下属道歉为止⑤。
母亲还同时有别的担心。那年夏天特别热，而病人躺在床上绷带一直要缠到腰间。他的美丽的徽因，因车祸的消息而憔悴，每天到医院里来看他。没有那种长辈教给的羞涩，她每天下午都坐在他的床边，热心地同他谈话，开玩笑或安慰他。年轻一代的这种行为使他的母亲感到震惊。徽因还因记录梁启超口述给大姐的信使她在这紧急时刻了解情况而赢得了梁启超的尊敬和感激。后来我们知道，大姐对于把这位现代姑娘纳入家庭也曾抱有疑问。
直到7月31日，思成才出院，那时候他父亲已经同医生商量好，他夏天到美国去进修的计划必须推迟一年。“如果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复原，”他父亲写信给他说，“你可能在旅途中遇到麻烦。冒险是不值得的。人生的旅途相当长，一年或者一个月算不了什么。你的生活道路太平坦了。小小的困难可能是你锻炼性格的好机会。而且就学业来说，你在中国多准备一年也没有任何损失。⑥”
④. 《年谱》，1923年5月8日，642页。
⑤. 《年谱》，1923年5月11日，643页。
⑥. 《年谱》，1923年6月26日和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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