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看主席有无雅量
如果说，梁漱溟与毛泽东主席的亲密友情使他在建国后的次次思想清算中得到庇护的话，那么他与毛泽东的交恶就是他悲剧的开始。
1953年9月，由于一件意外事情的发生，使梁漱溟与毛泽东几十年的交情划上了句号，梁漱溟由毛泽东的“座上宾”一变而成众矢之的。
1953年9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在京召开，梁漱溟以政协委员的资格列席了会议，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会议的前两天进行得很顺利，梁的发言中肯、真诚，与会者表示赞同，周恩来也感到很满意。10日散会时，周恩来特别关照梁，请他准备一下，在第二天谈谈自己的意见。
梁漱溟对此事十分认真，他认为将过去的发言简单重复没有什么意思。他希望能谈出些新意，对执政党要有所贡献。于是，他思考了一夜，准备了一篇自以为很恳切、得体的发言。
11日下午，梁漱溟根据自己的准备做了即席发言。他首先表示拥护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对新中国建设中的成绩也充分肯定。接着，他开始对当前实际工作中不尽人意的地方提出了批评。他指出，“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我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个问题望政府重视。”平心而论，梁漱溟的这番话，完全是出于对共产党爱护的态度，他为农民请命，也是出于他素来的主张。因此在会议的当场，他的批评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政府有关人员也就农村工作中的问题作了答复。
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但他密切关注着会议的有关情况。当梁的发言传入他的耳中时，却立即引起了毛的误解。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也是依靠农民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因此自认为是最了解农民的，不愿意听别人在农民问题上说三道四，尤其是指责他嫌弃农民。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彭德怀关于抗美援朝的报告后，发表了与会议主题不相干的谈话。他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虽然没有点梁漱溟的名字，但大家都很清楚他冷嘲热讽的对象是谁。当时就坐在台下的梁漱溟自然更清楚。他对毛泽东指责他“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的罪名无法接受，感到很委屈和生气，如鯾在喉，不吐不快，他认为有必要解释一番。于是当天晚上就写了一封信，第二天当面交给毛泽东，信中说：“听了主席的一番话，明白实在为我昨日的讲话而发。但我不能领受主席的批判。我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主席在这样的场合，说这样的话，是不妥当的。不仅我本人受不了，而且会波及他人，谁还敢对领导党贡献肺腑之言呢？希望主席给我机会当面复述一遍我原来的发言而后指教。”
毛泽东似乎无意将事情弄僵，看过信后就约梁漱溟当晚谈话。
13日晚，怀仁堂举行京剧晚会，在演出开始之前，两人谈了二十多分钟。梁要求解除误会，毛则坚持说梁是反对总路线，双方都在气头上，言语间频频冲突，结果不欢而散。
梁漱溟仍不甘心就此背上反对总路线的罪名。16日，他再次登台发言，复述了几天来的说话，试图证明自己是拥护总路线的。但他仍坚持已见，以为民请命的姿态重提“九天九地”说法，要求多知道一些总路线的具体内容，并一再称自己为“有骨气的人”。
这些激烈的言辞不能不对党的高层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造成不好的刺激。
9月17日，周恩来在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历数了梁漱溟的种种反动言行，并指出在国共两次和谈的关键时刻梁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压迫共产党的，由此可证明梁一贯反动。同时，周恩来还在会场上印发了梁于1949年春写的《敬告共产党》一文。在周恩来发言期间，毛泽东或插话，或发言，措词犀利。
“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
杀人有两种，一种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
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
“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
“梁漱溟没有一点功劳，没有一点好处。”
“你的书没有人看，你的话也没有人听，除非反动分子，或者一些头脑糊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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