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他们自以为演技很高明，可是他们不知道在或一方面有着特殊本能的观众比他们更高明。不久，梁实秋就觉察到周围有异样的情况发生：“昨晚消夜，又是‘傻女婿’一场戏，你说观戏的人会满意么！这样的戏一共两场，我都演过，你是大导演，演得好不好由你负责。戏词中有一句很露骨的话：‘你这样好的一个侄女，你到美国之后能不想念她吗？’我回答的是‘当然想’！”显然，梁实秋是领略到了那句“露骨的话”中的明显挑衅意味的。
十来天之后，粱实秋在一次聚会上，又一次感觉到自己“成了好几双眼睛凝视的对象”，不少人都想从他“脸上发现些什么似的”。梁实秋自然心里明白，因而索性“昂然挺胸，毫不躲闪。”他宣称：“我有一脸的骄傲，一腔的热爱，此外别无所有。”
1975年元月9日，梁实秋因事离台回美，两个情人第一次离别。这个时候，他们的恋情已不成其为秘密：“我们的相爱，已为大众历知晓，今天有人来问何时成婚，我告以为时尚早。”在机场送别时，女作家琦君还即兴赋诗道：
其一
临行已订再来期，半为知交半为伊，
宝岛风情无限意，添香红袖好吟诗。
其二
行前早已数归期，肠断阳关未有诗，
总是人间多遗恨！相逢不在少年时。
诗颇幽默，半是祝福，半是打趣。却又妙在没有完全点破。
到这个地步，梁实秋预料：鉴于这一婚恋事件的独特色彩，他们将会成为公众舆论界的一个关注热点；在他离台赴美之后，很可能会围绕他们而爆发一场舆论风暴。为此，他深感担忧，但又无可奈何，只能在行前谆谆叮嘱爱人：“亲亲，我们彼此都有要求，并且都已允诺，不哭。我们试试看，离开之后能不能噙住眼泪，强作笑颜？亲亲，你放心，每一分钟每一秒，我的心都在你身上。我也确信，你对我也是一样……最后，我斩钉截铁的告诉你：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彷（妨）碍我们的婚姻。我将在最早可能的时候回来办理我们的终身大事。亲亲，你等着我，耐心的等，快乐的等。”
事情的发展，一切都不出预料。梁实秋离开台北不久，一场可怕的风暴便刮遍了整个台湾岛。
在这场风暴中，新闻记者最为活跃，他们以其特有的敏感和本领，到处奔走，钻探各种机密和情报。他们的神经被弄得异常兴奋，不断把一些富有爆炸性的新闻捅到台港各大报上。象《教授与影星黄昏之恋》、《韩菁清想嫁梁实秋》等等，今天看来似乎平淡无奇，但在当年却都是轰动一时的杰作。
最可怜的是韩菁清，她现在成为胃口奇大的新闻记者们追捕围猎的对象。尽管你是明星，名声大，地位也不算低，但一遇上这档子事，也就没了辙。
她“成了新闻记者视线的聚焦点。他家的电话，炒豆般响个不停，就连半夜三更也还不断有记者打电话来。门铃仿佛短路了似的，一直在响着。”再往后，“记者们干脆把电视摄像机、照相机架在忠孝东路三段二一七巷内。只要她一出门，她的影像马上就会出现在荧屏上或者登在报纸上。”
为了搞到更有价值的消息，老记们甚至不怕辛苦，还要把嘴和耳朵一直伸到大洋彼岸的美国西雅图城。据说，有一家电视台“追、追、追”专题节目的记者就曾想“打越洋电话到美国梁实秋家中，与台北韩菁清通话，在电视中播出她与他通话的画面，被梁、韩所拒绝。”
待到消息传遍于社会各阶层之后，情形就更加严重了。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众口铄金”，如今，韩菁清算是切切实实地领略到了“众口”的厉害。许多年之后，她都弄不十分明白，一件只关系到两个人的私事，为什么竟会劳动那么多人都来关心，更有的人简直要把唾沫星子喷到韩菁清的脸上。
大大伤害了她的自尊心的，是来自一件对她进行恶意攻击的事。有人援引曾在港、台报纸上披露的一件不幸婚恋来影射梁、韩关系：某教授年老丧偶，与一年轻女人相恋，新婚之夜，那女人竟逼着老教授写遗嘱。消息传出，舆论哗然，各报竞相报道了这一社会新闻，称这类女人为“收尸集团”——“逼着老人快死，以便得到遗产。”讲述这件往事的人意向很明确——韩菁清也属于“收尸集团”。
恶语中伤使韩菁清极端愤慨，许久之后，她还愤愤不平他说：“一个老人的婚姻不幸，并不等于世界上所有老人的婚姻都不幸呀！每个人的生活经历不一样，每个人的品德也不一样。怎么能够把别人的事情，硬套在我的头上？这种说我是‘收尸集团’的污言秽语，当时真叫人吃不消哪！”
更大的压力来自亲朋好友。他们或许是真的关心韩菁清的幸福，好心地规劝她说：“你干嘛这样傻？你又不是嫁不出去的人，为什么偏找这么个老头子？”
但象如下的话就不能理解为“好心”了：“韩小姐，你很‘走运’哪，嫁了个睡在棺材板上的人！”
在那个时候，好胜要强的韩菁清连这么刺耳的话也只能吞进肚里，伴着苦水咽下去。最多，她也不过辩解上几句：“睡在棺材板上的是死人，不是老人！香港武打明星某人，年纪轻轻，身体多棒，转眼间就睡在棺材板上啦！梁教授虽说老了，只要我照顾得好，生活快乐，活的时间说不定比有些年轻人还长！”
自然，对韩菁清真正表示理解、给予了她许多温暖的也大有人在。她说：“我家附近有家‘时间郎’钟表店，一位姓周的小姐对我说，哦，梁先生的情书写得这么诚挚、热烈，要是写给我，我也愿意嫁给他！”这话虽然说在早已事过境迁的多年之后，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就是当初，韩菁清肯定也遇到不少这类知音。
在那紧张沉重的日子里，梁实秋同样也是很不轻松的。他的压力首先来自家庭亲人。
梁实秋的女儿梁文蔷和女婿邱士耀都是知识分子，思想开明。还在母亲去世不久，文蔷实际即已考虑到父亲的未来生活，竭力怂恿他再找一个“情投意合的朋友”，以“结伴共度晚年”。但为她始料所不及的是，父亲刚到台湾，便找了韩菁请这样一个“朋友”。她不了解韩菁清的性格禀赋，只知道她年轻貌美，是个红极一时的歌星、影星。——一般而言，在世人心目中，歌星和影星一类人是被视为某种类型人代表的，梁文蔷亦正未能免除这层顾虑。当梁实秋于返美之前写信告诉她自己与“韩小姐”的恋情，并寄去韩菁清的一张照片时，她的反应是很冷淡的。“我的女儿又有信来，再没有提一个字，慢慢来，最后她会谅解我们的。”梁实秋曾这么半是解释半是安慰的对韩菁清说。
别人都还不算什么，在梁实秋看来，自家的女儿女婿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连他们都不能理解，那会使他格外感到精神负担的沉重。
所以，他登上返美的飞机之后，在万米高空仍然“一路心事重重；不能阖眼。”
梁实秋抵达西雅图市，女儿女婿早在机场等候。或许是自己太敏感了，梁实秋立刻觉得尴尬起来：
我一见到他们，我立刻就紧张起来，因为我预料到即将展开一场不算愉快的谈话。果然，尚未离开机场就被发现手指上的一个大指环，而且手表也是新的，我坦承这是你的赠予。
所幸“不算愉快的谈话”并未在机场当即发生。但回到家，待梁实秋吃过饭、洗了澡，而后睡了个午觉后，一家人的谈话便直奔主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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