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眼目睹的种种奇异景象，不能不引起梁实秋的深思：人类文明进化到而今，为什么又会出现这种现象？是进步抑或是退化？“假如他们象梭罗（Thoreau）似的遁迹山林，远离尘嚣，甚至抗税反战，甘愿坐牢，那种浪漫的个人主义不是不可以了解的。假如他们象刘伶似的‘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蜷衣’；在屋里‘脱衣裸形’，我们也可认为无伤大雅，不必以世俗的礼法绳之，”但象他们似的，怪模怪样的在光天化日之下招摇撞骗，到底有什么意思？
有人说，嬉皮有嬉皮的哲学。近代以来，西方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使得社会人生机械化，人的生活被自己的创造物所支配，失掉了自由和个性，失掉了人生的情趣。所以“嬉皮思想就是要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激起反抗，反抗一切传统礼法习俗，以求返回自然，恢复自我的存在。”对这种说法，梁实秋不肯苟同，认为充其量也就是“有一部分道理”。因为反抗传统礼法、习俗，不仅现代社会为然。中国的魏晋六朝时期，那么多人放狂任诞，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蔚成一代风尚，又该作何解释？就是在西方世界，希腊犬儒主义的玩世不恭，十九世纪末颓废主义者行为上的震世骇俗，又何尝不是对“传统的反动？”
想来想去，梁实秋实在找不到嬉皮之风盛行的真正根源，于是，只好闭上眼睛，极其简截了当地说：“文明是时常呈现病态的，社会上是不乏不合理的现象，有心人应该对症下药，治本治标。若是逃避现实，消极的隐遁，甚至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也可称之为洁身自好，仍不失为君子。惟有所见所闻的嬉皮少年，则徒袭嬉皮之皮毛，长发蓄须，鹑衣百结，恐怕只是惹人恶讨人厌的人中渣滓而已。”
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而产生的嬉皮“现象”，也不管嬉皮的怪异行为是多么违背了人的正常准则，我们还是要说，梁实秋以上的断语是十分可悲的。对无害于别人、无害于社会的嬉皮行为，他给予了那么严厉的批评，适足以表明人在价值观念上一旦发生断裂后会产生怎么可怕的隔膜。我们一点也不以为嬉皮士的行为是正常的、健康的，更不以为他们的价值观念是进步的、文明的，但我们同样要指出，梁实秋在这里使用的价值观念不折不扣是传统的、陈旧的。在大半生中，梁实秋坚持新的思想立场，追求科学、文明、追求民主、自由；然而，他毕竟始终生活在一个以农业经济为支柱的社会中，因而当社会真的进入一个更高层次时，对那种社会形态下同样会存在的某些社会问题，他便表现得格格不入、极不适应。请看，他能够容忍封建时代刘伶一类人的风流狂放，以为“无伤大雅”；却唯独不能容忍嬉皮士的玩世不恭，称之为“人中渣滓”。这真是值得当代社会尤其是当代以思想先驱自命的知识分子们百倍重视的一个思想课题。
梁实秋夫妇在美国度过了一个“豪华的”蜜月旅行。四个月后，即1970年的8月19日，他们双双飞回台北，又重新回到了久已习惯了的生活秩序之中。
不过，梁实秋很快就意识到，这种为他深深喜爱的“生活秩序”不会延续很长时间的了。现在，有两件大事摆到了他的面前。
首先，妻子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觉察到这一点后，梁实秋说：“我便尽力减少在家里宴客的次数，我不要她在厨房里劳累，同时她外出办事我也尽可能的和她偕行。”可是，有一天，程季淑还是突然之间倒下了。经检查，是患了高血压所致。事为远在美国的女儿梁文蔷闻知后，屡屡写信来催促二老迁居美国，以便就近照料。
其次，但也是更重大的一件事是，自七十年代初以来，国际关系便开始酝酿着重大变革。美国再也不能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尼克松总统入主白宫后，与国务卿基辛格博士通力合作，加速了同中国改善关系的进程。
到1972年，两个大国终于签署了“上海公报”，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结束了长达二十年的敌对状态。对于台湾社会，这一事件有如一次超级地震，立即引起了强烈震动。饱经沧桑的梁实秋，在重要关头再一次表现了虑事周严谨慎的性格特征。他在对时局认真进行了分析研究后，“终于下了决心，卖掉房子，结束这个经营了多年的破家，迁移到美国去。”
于是，1972年5月26日，距上次的“蜜月旅行”不到两年，梁实秋夫妇又一次来到风光明媚的美国西雅图市。而且，他还肯定地认为：此生将要终老于异域了！
三、文坛三忆
正当梁实秋在海外安享晚年、精心地构筑他的散文艺术世界的时候，在中国大陆上，却正发生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劫难。那场至今仍被一些人怀念着的“文化大革命”，经过几十年的酝酿发酵，完全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爆发了。之所以说它“合乎历史发展逻辑”，实在因为它实际是一种“势能”积聚满盈后的必然结果。就是说，它的发生既是有意为之，也是自然之势。既然蓄势已久，因而一旦爆发，必然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暴烈性。它残酷地吞啮着“文化”，吞啮着一切有可能与它具有“异己性”的生灵，甚而也吞啮着自身。它把自古以来人们便视如生命一般宝贵的尊严和人格象面团一样地揉来揉去，而后，在魔鬼的型模里复制成各种各样的怪形状。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这真是一个欲哭无泪的时代。他们饱读诗书，熟悉古今中外的历史掌故，知道文明发展中的兴衰嬗替规律，但象眼前所发生的现实，则在史书上都是绝无仅有的。在任何一部词典里，都没法找到一个内容堪与“文化大革命”比并的词汇。一切都在劫难逃，知识分子只能象软弱的羊羔一样任由宰割。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拉上街头、广场，让高贵的灵魂蒙受羞辱；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投进牢房、监狱，在威严和皮鞭下苟延性命；还有一批又一批的人无声地倒下了，张着迷惘的眼睛离开人世。科学家、学者、教授、诗人、艺术家等等名称本身，这时已变成一种羞辱，一种讽刺。就象一位诗人后来忧伤的咏唱一样，有多少善良无辜的灵魂在寒风中簌簌发抖：
它们都是不幸的产物
早已失去了自己的本色
在各式各样的花盆里
受尽了压制和委屈
生长的每一个过程
都有铁丝的缠绕和刀剪的折磨
任人摆布，不能自由伸展
一部分发育，一部分萎缩
以不平衡为标准
残缺不全的典型
象一个个佝偻的老人
夸耀的就是怪状畸形
有的挺出了腹部
有的露出了块根
留下几条弯曲的细枝
艺麻大的叶子表示还有青春
在那些年代里，生活于“水深火热”地方的梁实秋遥望故园，不禁忧心如焚。他是多么惦念他在文坛上的那些朋友们呵！懦弱无能的沈从文还在人世吗？“窝窝囊囊”的老舍听说解放后“表现”不错，能够摆脱这场厄运吗？还有善良纯真、年轻时就多灾多病的女友冰心，能经得起这种折腾吗？隔着海峡，隔着大洋，梁实秋心神不安，努力采集着各种各样的信息，而后综合、分析、研究，推测和判断着朋友们的行止安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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