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66）
一、漂落台北的一片叶
1949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硝烟迷漫、炮声隆隆的年代，国共两党在战场上干戈相见，进行了大规模的、人类史上罕见的战争。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与无能在战争中充分表现出来。继“三大战役”之后，号称天险的万里长江竟一苇可渡。国民党军队全线溃败，于是划江而治、保住东南半壁河山的美梦宣告破灭。
长江失守，全局震动。梁实秋十分清楚，广州不再是安全岛，必须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处。于是，他再度陷入极度的苦闷与彷徨中。
那些日子，究竟该往哪个方向逃跑，成了他与同事、朋友们议论的中心：“有一位朋友说他在四川万县有房有地，吃着无虞，欢迎我们一家前去同住。有一位朋友说他决计远走高飞到甘肃兰州，以为那是边陲，世外桃源。有一位朋友忽然闷声不响，原来他是打算去香港暂时观望徐图靠拢。”
凭着对中国政坛复杂情势的独特理解，同时也是凭着个人的切身经历和体会，梁实秋一一否定了同事们的意见，以为都是些昧于大体的书生之见。他最后的决断是：接受杭立武的邀请，到台湾童新回到国立编译馆。杭立武是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长，为了“暂时收罗一些逃亡的学界人士”，他在台北一手策划恢复了国立编译馆这一机构。
梁实秋一家于六月份到达台北，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在德惠街一号暂时居住下来。
可以想见，丧乱时期客居异乡的生活是相当困苦、凄凉的。梁实秋描述说：
德惠街当时是相当荒僻的地方，街中心是一条死水沟，野草高与人齐，偶有汽车经过，尘土飞扬入室扑面，在榻榻米上睡觉是我们的破题儿第一遭，躺下去之后觉得天花板好高好高，季淑起身时特别感觉吃力。过了两三个月，我买来三张木床，一个圆桌，八个圆凳，前此屋内只有季淑买来的一个藤桌四把藤椅。这是我们的全部家具，一直用了二十多年直到离开台湾始行舍去。有一天齐如山老先生来看我，进门一眼看到室内有床，惊呼曰：“吓！混上床了！”这个“混”字（去声）来得妙，混是混事之谓，北方土语谓在社会上闯荡赚钱谋生为“混”。
所幸在他身边日夜陪伴着的，有一位贤惠善良、深明事理的妻子。在这种非常时刻，程季淑不仅在生活上而且也在精神上成为他的有力支撑。程季淑理解他、体贴他，在艰难竭蹶之中操起全部的家务重担，解除了他的后顾之忧，同时又通晓大义，恰切妥当地处理好各种人际难题。这一点，连梁实秋自己都不能不深为敬佩。
有这么一件事。
入台后，程季淑愿意自己操持家务，对丈夫说：“她亲手制作饭食给我和孩子享用，是她的一大快乐，而且劳动筋骨对她自己也有益处。”可编译馆方面坚持要派一名女仆来给他们料理炊事。再三推辞未被获准。于是，就有一位年方十九岁的“Y小姐”到了梁家，而随后也就发生了问题：“季淑对于佣工。从来没有过磨擦，凡是到我家里来工作的人都是善来善去。这位Y小姐年纪轻轻，而且我们也努力了解本地的风俗习惯，待之以礼，所以和我们相处很好。不知怎的，她一天天消瘦下来，不思饮食，继而不时的长吁短叹，终乃天天以泪洗面。季淑不能不问，她初不肯言，终于廉得其情，其中一部分仍是谎饰，但是我们大体明了她的艰难处境。她急需要钱。季淑基于同情，把她手中剩存美金三十元全部送给了她，解救她的困厄。于羞惭称谢声中，她离我们而去。”
对这位“Y小姐”如此，对后来相继而来的各位“Y小姐”也莫不如此，一律平等相待，热心关怀帮助，亲如子女。其中有一位“C小姐”，“在婚期之前季淑就给她张罗购买了一份日用品，包括梳洗和厨房用具，等到吉日便由我家出发，爆竹声中登上彩车而去，门口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有一位邻人还笑嘻嘻的对季淑说：‘恭喜，恭喜，令媛今天打扮得好漂亮！”
更为难得的是，程季淑还具有连一些知识女性都未必具有的高超胸襟。她超越流俗，精神境界高洁通达，不仅理解丈夫的禀赋个性，而且能够理解丈大的事业与追求。
梁实秋所在的编译馆馆长一职，本来由杭立武兼任。后来人员增加，各方面的工作渐趋繁剧，杭立武无暇兼顾，遂由梁实秋代理。接任后，“大大小小的机关首长纷纷折简邀宴，饮食征逐，虚糜公帑”，这种现象是一生律已甚严的梁实秋很难接受的。更有一天，一位多年老朋友醉眼迷离地拍着梁实秋的肩头开玩笑说：“你现在是杭立武的人了！”一句话，使梁实秋勃然变色，如同遭受到奇耻大辱：“我生平独来独往不向任何人低头，所以栖栖皇皇一至于斯，如今无端受人讥评，真乃奇耻大辱。”回家后，梁实秋怒气难平，不由在妻子面前抱怨。程季淑很冷静，想了想，婉劝丈夫尽快辞职。她提醒梁实秋说：“你忘记在四川时你的一位朋友蒋子奇给你相面，说你‘一身傲骨，断难仕进’？”她还给梁实秋讲述了她祖父仕宦的体验：为官而廉介自持则两袖清风，为宦而贪脏在法则所不屑为。她娓娓进言说：“假设有一天，朋比为奸坐地分赃的机会到了，你大概可以分到大股，你接受不？受则不但自己良心所不许，而且授人以柄，以后永远被制于人。不受则同僚猜忌，惟恐被你检举，因不敢放手胡为而心生怨恨，必将从此千方百计陷你于不义而后快。”
这一番话使梁实秋联想到多年前程季淑说的另一番话：“我愿省吃俭用和你过一生宁静的日子，我不羡慕那些有办法的人之昂首上骧。”他打心眼里钦佩妻子的“高风亮节”。随后，他不仅辞去了代理了九个月的馆长职务，而且干脆彻底脱离了编译馆，专心致志地在台湾省立师范大学做教书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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