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炙张将军的风范，梁实秋也复雅有所感。他以素描式的文字记录道：“他有一个高高大大的身躯，不愧为北方之强，微胖，推光头，脸上刮得光净，颜色略带苍白，穿普通的灰布棉军服，没有任何官阶标识。他不健谈，更不善应酬，可是眉宇之间自有一股沉着坚毅之气，不是英才勃发，而是温恭蕴藉的那一类型。他见了我们只是闲道家常，对于政治军事一字不提”。总而言之，在梁实秋眼里，张自忠虽系一代名将，但应接之际，实不异于一普通平民。可梁实秋又深知，古往今来，只有那些“自奉俭仆的人方能成大事，讷涩寡言笑的人方能立大功。”巧言令色，冠冕堂皇，天天涂一脸雪花膏，浑身上下散发着或珠宝气、或脂粉气而能成就大事业者，古来无有。
在张自忠将军的军营里，梁实秋又渡过了一个难忘的战地之夜：“我被引到附近一栋民房，一盏油灯照耀之下看不清楚什么，只见屋角有一大堆稻草，我知道那是我的睡铺。在前方，稻草堆是最舒适的卧处，我是早有过经验的，既暖和又松软。我把随身带的铺盖打开，放在稻草堆上倒头便睡。一路辛劳，头一沾枕便呼呼入梦。俄而轰隆轰隆之声盈耳，惊慌中起来凭窗外视，月明星稀，一片死寂，上刺刀的卫兵在门外踱来踱去，态度很是安详，于是我又回到被窝里，但是断断续续的炮声使我无法再睡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参谋人员告诉我，这炮声是天天夜里都有的，敌人和我军只隔着一条河，到了黑夜敌人怕我们过河偷袭，所以不时地放炮吓吓我们，表示他们有备，他们没有胆量开过河来”。
不幸的是，就在梁实秋一行访问过张自忠三个月之后，将军率军渡河援助友军，陷入重围后壮烈殉国。大将陨殂，举国震悼。梁实秋在重庆闻凶耗后不由涕泗滂沱、悲痛不已。万里劳军，梁实秋精神震奋，深受教益。但是，其间也遭受过一次严重的精神挫伤，以至日后引为终生的憾事。那是他们由凤翔抵达西安后。按照原定计划，要由西安出发直到延安，要到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战区内慰劳视察。对于延安，往日梁实秋只能从截然不同的两种宣传中加以揣测，到延安作一番实地考察早是埋藏在他胸中的夙愿。所以听说慰劳团的计划内有延安之行，他格外兴奋，不禁跃跃欲试。但正当他们束装待发时，一封从延安寄到国民参政会、由毛泽东亲自签发的电报给梁实秋迎头浇了一瓢冷水。电报的内容略谓：慰劳团中有余家菊、梁实秋二人，本处不表欢迎，余家菊为国家主义派，梁实秋则拥汪主和与本党参政员发生激烈冲突，如必欲前来，当飨以高粱酒玉米面。参政会接获此电后，当即通知慰劳团取消了延安之行。
丧失了唯一的一次赴延安考察的机会，梁实秋怅然若失，快快不乐者累日。他一方面为错过机会而懊丧，一方面又为电报指责他“拥汪主和”而大惑不解，不知何所据而云然。他抒发自己的苦闷说：“汪之叛国出走，事出突然，出走之前并无主和之说，更没有任何人拥汪之可能。但是我因此而没有去瞻仰延安的机会，当时倒是觉得很可惜的。”
两个多月的战地军旅生涯，应该是梁实秋平生的得意之笔。他在教科书编委会有同事李清悚其人者，工诗善画，才华内蕴，曾在梁实秋生日那天赋诗祝贺，其中道：
累卯中原系一匏，南船入蜀共西郊；
三年接席酬青眼，四座推君解白嘲。
奉使长安问斗鼠，再生新月照函崤；
归来十万平民策，莫使先生卧峡坳。
诗中的“奉使长安”及“平边策”等赞颂语，想来当与他前线劳军及在国民参政会的工作有关。
他的另一个“国学邃深”而又善诗的朋友也有一诗，意义与此相近。道是：
戍火相逢三峡区，霜天腊八寿清壶。
黑头参政曾书策，为问苍生苏息无？
五、北碚岁月
梁实秋于1938年夏到重庆，经过几番周折后，最后在北碚定居下来。虽然是在后方，他可也算得是经历了火与血的“洗礼”。
1939年5月3日，日军空袭重庆市，炸死炸伤无数寓居于重庆的平民百姓。梁实秋惦念他的一位好朋友的安危；第二天冒险从北碚乘船来到市内，在临江门夫子庙一带亲眼目睹了遭空袭后的惨象：大街上一长列盖着草席的死尸，草席短，每个死尸的两只光脚都露在外面。在戴家巷二号朋友的客厅里，他正在为死难者嗟叹不已，忽然防空警报又急骤的响了起来，其声呜呜，令人惊心动魄。其时只有梁实秋和两个女眷。紧急中不知该如何躲避，只好聚在客厅里屏息待变。忽然一声巨响，房檐一角坍下，灰尘迷漫，炸弹爆炸声接连而至。抬头观看，四处起火。他们先是不约而同地钻到一张大硬木桌底下，随后恍然若悟，又一齐夺路逃出门外。这时，大街上已是一片混乱。有宪兵大声吼叫道：“到江边去，到江边去！”组织人群疏散。直至黑天，梁实秋他们才随着人流，摸索着爬下陡坡，到达海棠溪的沙洲上。坐在沙洲上，仰视重庆市，已是一片火海。直到午夜过后，火势渐杀，才相率挣扎着爬上陡坡回去。这就是有名的“五四大轰炸”。
还有一次，敌人的飞机到北碚偷袭，疯狂地进行轰炸。这次梁实秋正呆在新村中国银行的宿舍楼上。一开始，他没有忙着躲避，还隔着窗子遥望天空，心里暗数敌机的架数。忽然一阵啸声震耳，炸弹在眼前纷纷落下，房屋为之动摇，才匆匆从楼上跑下来。
在那些危险、紧急的日子里，梁实秋没有受到伤害，但他亲见或耳闻的许多血案，是他永远难以忘记的。一次敌机偷袭北碚，他的一位同事被炸伤，隔江黄桷树复旦大学的孙寒冰教授则被飞起的巨石砸死。他的老朋友吴景超告诉他，重庆大隧道惨案过后：“督邮街上数十辆大货车运尸，全裸的与半裸的尸身堆满车上，如同新宰的猪羊，有时从车上滑落一二具，一时也无人照管。”
正是由于这种亲身经历，梁实秋对扩张性极强的日本民族印象是很坏的。甚至很多年以后，谈起中华民族同日本人之间的“血海深仇”，他犹然愤慨不已、义形于色。
但是，日寇的暴行适足以引起中华民族的同仇敌忾。正是在这种情绪的激励下，梁实秋带领他的同事开始了编写教科书的紧张工作。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全套几十本书全都如期完稿付印，然后源源不断的供应到后方各地学校使用。谈起这一工作，梁实秋是有些感到骄傲的：“抗战期间我有机会参加了这一项工作，私心窃慰，因为这是特为抗战时期需要而作的”。就贡献而论，他无法与咤叱风云、率领着千军万马的将军相比，但尽其所能的为抗战做一些切切实实的实际工作，也算无愧于这个时代和民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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