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集》是梁实秋的第三本文论集，共收入《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现代文学论》、《文学与科学》、《人性与阶级性》等三十多篇论文与杂感。一部分写于同鲁迅等左翼作家论争时期，另一部分则是他1932年11月后主编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时写作的。这是一本全面、系统倡扬“人性论”的著作，对于考察、认识梁实秋的文艺思想乃至社会政治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除掉论辩文字，《偏见集》在文学理论上的正面建树，颇能显示出梁实秋的水平。集内诸如《科学时代中之文学心理》、《现代文学论》、《诗的将来》、《文学批评的将来》、《谈十四行诗》等文章，正面立论，深入阐述，旁征博引，极能反映出梁实秋在文学理论上的深厚造诣。尤其他擅长于西方文艺史和文艺理论的特点更为突出。譬如，他在《文学与科学》一文中，有一处是对中国文学的宏观考察，持论便极为精采。那是他力辟“中国科学落后，但文学却优于外国”论点的。梁实秋根据“中国的文学自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及民族心理的根据，故亦自有其特殊的文学形式及精神”的道理，否认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学有优劣之分。文章如仅做到这一层，应该说问题也算弄明白了。但梁实秋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会停留于问题的表层上，他还要向更纵深处挺进，把“中国文学优于外国文学”论调的荒谬本质也全都刨出来。这时，他转而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是不是比外国特别的尊敬文学？”他就此作出的回答是精彩的，在理论与现实意义上都使原先那个论题得以大大深化：
我以为我们中国素来只是利用文学，并不曾尊敬文学，至少不曾象外国人那样尊敬文学。中国民族是很注重实际生活的，与实际生活的关系稍疏远的一切事物，都是比较的被忽视。儒家的哲学，讲究的是如何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就没有文学理论。儒家的文学观念完全是建设在实用主义上面的，并且亦薄弱得很。传统的儒家思想是以为文学作品乃“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吟诗填词乃是“名士”的勾当，而名士是另成一阶级的，社会对于名士阶级只有冷淡嘲笑，并无半点尊敬。诚然，中国不是没有好的文学作品，班、马、庄、骚、李、杜、韩、柳，的确是美不胜收，为人传诵。但是我们要认清，中国的文学家和外国文学家的遭遇是不可同年而语的。外国文学家先受贵族君王的荫庇，后又有广大的读书社会所拥护，所以文学天才都有表现天才的闲暇与机会。而在中国，虽历代帝王亦偶有延揽人才的举功，而我们可以断言，大部分的第一流中国文学作者都是遭受朝廷贬谪或受生活逼迫而不得已以文学自遣罢了。中国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并不曾享受社会上普遍的尊敬与赏识。中国文学特别的富于消极出世的思想，特别的富于怨艾悲伤，特别的缺乏鸿文巨制，正足以表示出文学在中国的遭遇是如何的坎坷！就在一问一答之间，在作者引导下，读者的思路暗暗发生了转移，透过表层，突入到了问题更深层次：原来，优劣之分还是有的。问题在于，究竟是孰优孰劣！
在每个人神经都显得特别敏锐的三十年代，梁实秋预料到，他的《偏见集》的出版定会招来一些反响。事实正是这样。书出后的两个月，陈望道主编的《太白》创刊号上，刊出了周木斋《对于梁实秋<偏见集>的偏见》一文。周文道：《偏见集》的书名，“似乎在表明书的内容原是些偏的意见”，这些“偏见”都“不值得一驳”。
既云“不值得一驳”，而又认真著文反驳，无怪梁实秋读后大不服气。日后他向人倾诉道：“我记得这位陈望道先生（按：梁实秋此处记忆有误）说我根本没有见，谈不到偏与不偏。这真是干净利落的手法。不过果无所见，又何劳评论呢？对于这位先生之不惮烦我还是很感谢的，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位先生有他的政治背景，那么也就不足怪了。”鉴于争论系由书名为引线，梁实秋特别对“偏见”二字加以解释道：“名为偏见，以别于那些奉外国的‘文艺政策’而宏宣正法者流的大作。”
又过了两个多月，天津的《国闻周报》上发表了当时还是大学生的李长之的一篇文章：《梁实秋著<偏见集>》。文章对梁实秋的一些观点，虽同样不客气地予以否定，但梁实秋这次非但不动怒，反而对作者表示敬意。因为他认为，李长之的批评是真正的文艺批评，而且也是实事求是，充分说理的。他衷心的欢迎这种批评说：“第一篇对《偏见集》下严正批评的是李长之先生，那时候他还是一位大学的学生，他的文章登在天津的某一期《国闻周报》上……他批评我的主要论点是：我的批评文字缺乏哲学系统。他是治西洋哲学的，尤其是康德的哲学，所以特别注意哲学系统。他批评得对，我确是缺乏哲学系统。我开始反省”。因为有了这段文字姻缘，后来又经闻一多介绍，梁实秋与李长之还成了“知交”。
梁实秋为《太白》攻击他的“偏见”耿耿于怀，满心不舒服。平心而论，他的有些文章，特别是那些政治色彩更强些的杂感，确实存有严重的“偏见”。比如在《主与奴》一文中，他摘引了一个外国人的文字，显而易见地表现出了个人的社会立场。那段文字说：
一个社会主义者，手持红旗，大踏步走进天堂之门。“打倒贵族！”他大喊。“人人平等。”
这时节已故的马克思忽然走出来了，拈着胡须，若有所思。这个社会主义者便立刻双膝落地，额角着土。
“啊，主人啊！”他叫。“啊主人啊，主人！”
在讲述完这个小故事后，梁实秋在末尾画龙点睛地加上了一笔：“这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若是肯劳玉趾，到我们中国来走一遭，尤其是上海，恐怕也有人喊他做主人。”
梁实秋做人讲究恕道，不为己甚，但此处则锋芒毕露，表现出一种杀伐气象，恐怕又不止于“偏见”问题了。
三、“酒中八仙”与其它
一个真正热爱工作、热爱事业的人，必定同时也热爱生命，热爱生活。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生活，这里的区别在于，不管什么时候，较之一般人，真懂得生活、热爱生活者总善于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因而也就能获得更多远非所有人都能获得的享受。
在青岛，梁实秋的工作是出色的，同时，他的生活也是高质量的。
梁实秋极重友情，他以为，朋友间不管是谑浪笑傲，或是静室晤对，只要确乎是心心相印的良朋佳侣，都可以从中体味出沁人心脾的情致，从而大大增加生活的乐趣。
他在青岛来往最多、关系也最亲密的，自然还要首推闻一多。那时候，闻一多正醉心于中国古籍的整理与研究。梁实秋常去找他聊大。在闻一多的宿舍，梁实秋看到的活脱是一副诗意盎然的图画：“他的书房中参考图书不能用‘琳琅满目’四字来形容，也不能说是‘獭祭鱼’，因为那凌乱的情形使人有如入废墟之感。他屋里最好的一把椅子，是一把老树根雕刻成的太师椅，我去了之后，他要把这椅上的书搬开，我才能有一个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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