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则新月派中人自称“我们没有政治色彩，我们都是强烈的个人自由主义者”，但他们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还是立即招致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胡适他们打出的口号是“上帝都可以批评，为什么不可批评一个人”。但手握重权的当局却不吃这一套，明白地告知对方，“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干脆了当，没一点含糊。这样，结果可想而知。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几枝“金不换”的秃笔只能从此搁下，或改弹他调。更严重的是，一份千辛万苦维持至今的《新月》险遭灭顶之灾：刊有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的1930年第二卷6、7期合刊号，由“国民党中宣部”直接下令“没收焚毁”。
至此，几个崇尚“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可笑角色。他们明白了一条道理：”人权”“自由”之类是美好的，那是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标志，是先进的思想之花贯彻于社会制度后结出的实践之果。但是，在一个愚昧专制的国度里谈论“人权”“自由”又无异是一种“憨大”行为，举世都以荒诞为正常，荒涎就会真的变作正常；谁如果试图恢复正常，反而会被全社会视为荒诞。
他们虽则有可笑的一面，但同时也十分可爱。可笑的是其不识时务的行为，可爱的则是其忠诚执着于信念的精神。
其实，对于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人权和思想自由这一点，他们的认识并不比当时任何哪些人更不足。他们其实深深懂得，以三民主义立党的国民党当局及其他许多党派，虽在自己的党章党纲上都赫然写着“民主”“自由”的字样，但都不过说说而已。在现代社会里，他们谁都不会充当公然反对民主、自由精神的傻爪：同样，在现代的中国社会里，他们又谁都不会充当真的拥护实行民主、自由精神的傻瓜。在他们手中，民主与自由不过如一片抹布。在这样的情况下，胡适、梁实秋等一班人郑重的祷祝人权、祷祝“思想自由”，不说别的，单是那种虔诚之状可掬的认真精神，就是非常可爱的。就象那个傻里傻气的堂·吉诃德，其不合时宜的行为十分荒庸，但他那种认真执着的精神，则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从下面的一件事，很能看出他们在“原则”问题上的认真精神。
讨论人权问题的时候，正轮到梁实秋做《新月》月刊的主编。他一连发表了胡适好几篇“非常精彩”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言“很多人所欲言而不敢言”，因而“发表了一篇之后轰动一时。”但这却引起了很多人（包括胡适的一些老朋友）的“不安”，纷纷登门说项。梁实秋不听这一套，在下一期《新月》上，又编发了胡适一篇份量更重的文章：《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风声传出去后，“不安”的人更多起来。胡适的一位朋友，中国公学的秘书长丁毅音甚而亲自找到梁实秋，要他“撤回已经排好了的胡先生的稿子。”对这种显然是身后有某种背景的行动，温和敦厚的梁实秋这次却分外的强项。他的回答很干脆：“除非是胡先生自己要求撤回，我碍难照办。”结果，稿子照发不误，但随后也就发生了奉旨“没收焚毁”的那件事。胡适个人则因“批评党义”“污辱总理”，议决由教育部对之加以“警戒”。
此后，事态进一步恶化。胡适不服气，写了一封措词强硬的信给胡汉民表示抗议，不久，对方写来回信，道是：“奉胡委员谕：拟请台端于〇月〇日来京到……一谈。特此奉陈，即希查照，此致胡适之先生。胡委员秘书处谨启。”显然，回函带有严重的威胁口吻。梁实秋说“这一封信，我们都看到了，都觉得这封信气派很大，相当吓人。”主要当事者胡适付之一笑，坚决地拒绝了胡汉民的“邀请”。事情最后以不了了之的方式结束。
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桩不大不小的事件，引出了鲁迅先生那篇有感而发的《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一文。鲁迅先生在文中讽刺梁实秋等对国民党当局实际发挥着一种“挥泪以维持治安”的作用，可“现在新月社的批评家这样尽力地维持了治安，所要的却不过是‘思想自由’，想想而已，决不实现的思想。而不料遇到了别一种维持治安法，竟连想也不准想了。从此以后，恐怕要不满于两种现状了罢。”先生一仍旧贯，谐谑嘲讽，俱成文章。但此处搂之以当时事态的实际状况，却多少有些不够得体。
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这桩往事，最典型不过他说明了梁实秋这班人在现代甲国的存在价值。他们的双脚过早地踏入了只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到了相当水平后才会出现的那种社会形态中，加同乞求屠夫不要杀主一样，他们向着专制暴君乞求思想的自由。梁实秋大声疾呼：“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他大概没有想到，他们如此珍重的所谓“思想自由”，在社会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实际连一根拨火棍的价值都不如。
因为不合时宜，同时又使他们在另一部分奋斗图存的知识分子眼睛中也变得分文不值，成了被奚落、嘲笑的对象。梁实秋他们不理解那一类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事业，同样，那一类知识分子也瞧不起梁实秋这一班人。思想的分歧本应通过思想的论辨求得解决，但不幸的是，现实的中国提供给他们的，不是进行这种正常论辩的思想讲坛，而是纠结了各种矛盾冲突、复杂万端的政治：祭坛。这里用以判断取舍的标准，不是真理的是和非、正确和谬误，而是现实的需要与不需要，事实上的胜利与失败。因而，梁实秋他们这些在思想观念上并不落后的自由知识分子，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却总是显得格格不入，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他们因为无法适应那个千变万化、风诡云插的时代，而经常使自己处于孤立无助的尴尬境地。
恐怕正是有感于这些，梁实秋晚年时念及当年胡适把他们数人在《新月》上谈人权的文字编集为《人权论集》一书出版而道人讥笑的事实，大发感慨说：“当时也有人讥笑我们，以为人权云云乃十八世纪思想，现在还谈这些陈腐的道理未免落伍。事隔半世纪，国内国外一片呼吁人权之声又复洋洋乎盈耳，当时讥笑我们的人也还有健在的，不知此际，除了随声呐喊之外还有什么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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