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看出，梁实秋在这里确实犯了过分“贵族化”的错误。但这个错误的根源决不在他的“人性论”，恰恰相反，是他由于在执着于某一方面的追求时不知不觉偏离了人性论的方向所致。
三、梁实秋的审美水平是相当高的。很有意思的是，他考察文学的“形式”之美时，也很讲究“纪律”“法度”，但由于“形式”不同于“精神”，只有优劣，没有正误，故而，梁实秋在文学“形式”上的见解还是有特殊贡献的。
“能有守纪律的精神，文学的形式方面也自然的有相当的顾虑。”这是梁实秋谈文学“形式”的出发点。也是颇为精彩的一个论断，——他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是“有纪律的形式，正是守纪律的精神之最具体的表现。”但说法是否成立就得另说了。这里，文学毕竟不同于数学，定理和逆定理同时都是真理。
有了这个出发点，梁实秋很容易的推导出一个很有美学价值的关于“形式”的结论：什么是形式？“文学的形式是说文学的内质表示出来有没有一个范围的意思。”他又说：形式的“意义乃在于使文学的思想，挟着强烈的情感丰富的想象，使其注入一个严谨的模型，使其成为一有生机的整体。”梁实秋在这个问题上的头脑是相当明晰的。他深以为由“形式”这种内在性质所规定，创作者尽力追求的应是“单一，是在免除枝节，是在完整，是在免除冗繁。”他借用了《红楼梦》中黛玉教香菱学诗的一段话，说明形式是“自由的”，不固定的，只要辞能达意即为好形式：“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形式”应该随“意趣”的需要，随时创造，“象是一只新鞋，初穿上去难免有一点拘束，日久也就适舒。”
这又表现出梁实秋是一个真懂文学的高明者。
五、鲁、梁之争
发生在二十年代未的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大的历史公案之一。这场论争，涉及范围广，影响深远，其间的是是非非又扑朔迷离，复杂难辨，所以一向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
历史有时喜欢同人类开玩笑，来检验人类社会的文明是否真的象人们自己自诩的那样，有那么光辉夺目。它往往以一个看上去非常微不足道的小事故，位一代以至几代人丢脸，看上去就象那一时期的人们全都没有睁开过眼睛，连最清楚不过的基本事实都看不到，从而使人们蒙受屈辱。
轰动一时的鲁、梁之争，两家的文字俱在，证据齐全，应该说，本来不算多么复杂的大问题。把其中的起讫脉络整理清楚，明白了两个人之间曾有过那么一段纠葛，也就完了。然而，有一个时期，我们好象整体性地头脑运作逸出常规之外，开始了对这桩小事无休无止的聚讼、演绎，从一字一句间挖掘微言大义。其结果，事情不是愈搞愈明白，相反，而是愈来愈被蒙上更多的迷雾，最后终于搞得面目全非。
假如我们能够断然抛弃过去被我们反复使用并被证明完全错误但现在仍爱不忍释的那种思维方式，那么，就可以说，尽管物换星移，时间已过去六十多年，论争的主要两个对手都已作古，要想把事情整理清楚，还是不太困难的。
无可怀疑，鲁迅与梁实秋的分歧，是一种思想的分歧，因而是一种深刻的分歧。鲁迅，作为近现代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对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有着最清醒、最深刻的洞察。他同时是一个热烈的战士，强烈的历史使命意识使得他的精神始终处于高度的亢奋状态中。在中国社会向着现代化方向的艰难行进中，他投入得最彻底，也最真诚。而梁实秋，远不象鲁迅那样执着于中国社会的改革事业，他满足于自身的卓越教养，也满足于一种正常合度的行为方式。他善良、正直、有高尚的人格，但他“贵族化”的精神追求，使他生怕迸溅上一星变革战场上的血污。
因而，他宁可远远离开社会关系的中心漩涡，做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到他认为值得献身的事业中发挥才智，过一种正常、合理的生活。但谁若因此而以为梁实秋这样的人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力量，又是极大的错误。因为归根结底，就思想观念深处来说，他们都是当之无愧的新型知识分子。无论怎么说，比起那些毫无特操，只会见风转舵随波逐流的芸芸者流，比起那些毫无“人性”，失去正常行为准则，以摧残折磨别人为乐的人，比起借尸还魂的封建思想观念、封建的行为方式来，梁实秋们显然都处于一个性质根本有别的思想水平上。
弄清楚了这种关系，也就容易弄清楚鲁迅与梁实秋头一个回合交手的性质了。
那是梁实秋从美国回来之后不久。在北京《晨报副刊》上，他发表了一篇题为《卢梭论女子教育》的文章。1927年11月，《复旦旬刊》创刊，编者向他约稿，他把这篇文章又拿来重新发表了一次。文中，梁实秋再次把伟大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大大攻击了一番，并对女子的教育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其时，恰值鲁迅刚刚从广州来到上海，定居于景云里。景仰卢梭的鲁迅对梁实秋的观点自然深为不满，在梁文发表一个月后，鲁迅写下了《卢梭与胃口》的杂文，发表在翌年的《语丝》周刊上，从而揭开了鲁、梁论争的序幕。
问题是，鲁迅对梁实秋的不满迅速由对卢梭的不同看法扩展到“人性论”的问题，相隔仅两天，他又写了著名的《文学和出汗》一文，一个多月后，在《拟豫言》一文中，他还以杂文笔法把梁实秋着实嘲弄了一番。实事求是的说，这就不仅显得多余，而且有些过分。梁实秋在深感震惊之余，不能不接受这一严重的挑战。应该说，对文坛前辈鲁迅，他过去一直是很敬重的。而现在，他不得不拿起笔来应战了，尽管他十二分的不情愿。
毫无疑问，如单就卢梭问题看，鲁迅是正确的。无论是作为一个个体生命，还是对人类思想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伟大的卢梭都是永远值得后人景仰的。梁实秋出于一己的偏见，一而再、再而三地攻击斥责卢梭，终致引起鲁迅的愤慨，正是理有固然。鲁迅说：“做过《民约论》的卢梭，自从他还未死掉的时候起，便受人们的责备和迫害，直到现在，责备终于没有完。”显然，鲁迅不仅钦佩卢梭，而且表现出一种感同身受般的深厚同情。对比之下，梁实秋把卢梭说得一无是处，显而易见的是难以让人首肯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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