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看“闲书”。“闲书”也者，把许多小说也包括在内。据说这类书是为“成年人消遣之用，不是诲淫就是海盗，年轻人血气未定，看了要出乱子的。”可笑的是，梁实秋初进清华，听一个朋友说，海淀有一家小书店可以买到石印小字的各种小说。他忘乎所以，乘兴而去，买回来一部《绿牡丹》。有一天晚上躺在床上偷看，倦极而眠，翌晨起来忘记从枕下检起，不幸被查寝室的斋务先生发现后拿走了。当天有条子送来，要他去回话，此时他尚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到了斋务室，一向以对学生严厉著称的斋务室主任陈被田先生二话没说，辟头把那本《绿牡丹》往梁实秋面前一丢，厉声道“这是嘛？”（“嘛”者天津话，即“什么”的意思）。还算梁实秋有运，事后没有受到重责。好多年后，梁实秋谈起此事，犹记忆如新，称之为“‘绿牡丹’事件”。
——早晨七点起床后，必须于七点二十分准时到食堂吃三个馒头加四碟小菜的早饭。学生各有学号，缺席者就要记下处罚。还是那位陈筱田先生，每当学生早饭，常常躲在门背后，拿着纸笔把迟到者按学号一一记下，一个也不会漏网。这位陈先生记忆力过人，能把全校学生的学号一一记在心里，分毫不爽。更可异者，十几年后，在南京车站，梁实秋偶然遇上了陈先生，睹面之际，陈先生脱口而出，叫的仍是梁实秋当年在清华时的学号。——学生必须每两星期写一封家信，交斋务室登记寄出，违者受罚。
——每星期必须至少洗澡两次。洗后签上名字，以备查核。一星期一次不洗者予以警告，仍违抗者在星期五下午四时举行的周会上点名批评，若继续怙恶不悛就派员监视强制执行。这一项“必须”最令人不快。旧时代中国人向来没有洗澡的习惯，尤其在公共浴池集体沐浴，把父母授予的身体发肤全都裸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岂不有违圣人遗教？但事到如今没有办法，这圣教名节也实在难以保持，只好硬着头皮遵守了事。
依照学校纪律，对于敢于抗命者，要给予各种处罚。最轻微的处分是关进“思过室”，静坐数小时，室内墙壁上满挂着各种格言，所谓“闭门思过”者是也。虽然处分不算严重，但却算从此有了前科，以后再也不会获得品行优良奖的大铜墨盒的资格。经若干次思过后等于记一小过，积三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之后即属恶贯满盈，不可救药，实行最后的一招——开除。
清华学校初创时期所实行的各种规章制度，究竟优劣利弊若何，在当时看法不一，但在中国教育界总算是开了一种新风气。学生的反应也比较有趣，最初反感，继而适应，最后悦服，甚至还能从教育学、心理学中找到这样做的理论根据。梁实秋后来就说过：“事后想想象陈筱田先生所执行的那一套管理方法，究竟是利多弊少，许多作人作事的道理，本来是应该在幼小的时候就要认识。许多自然主义的教育信仰者，以为儿童的个性应该任其自由发展，否则受了摧残以后，便不得伸展自如。至少我个人觉得我的个性没有受到压抑以至于以后不能充分发展。”在这里，他把发展个性同培养现代的公德意识同时并举，以为二者是一种相互谐调的统一关系。
现在，须要谈到的，是清华学校最初实行的招生制度。从中似也可以看到现代教育最初引进中国时与旧的教育体制相互交汇的有趣现象。
由于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建立，而庚子赔款当初又是由全国各省摊派的，按照利益均沾的原则，录取学生即应该按照摊款数量的比例分派。梁实秋应试的癸亥年，他所在的直隶省分得五名指标。参加初试者有三十几人，取十名，而后再经复试遴选五名。这时便出现了可笑景象。梁实秋记录复试时的过程说——“复试由省长朱家宝亲自主持，此公夙来喜欢事必躬亲，不愿假手他人，居恒有一颗闲章，文曰：‘官要自作’。我获得初试入选的通知以后就到天津去谒见省长。十四岁的孩子几曾到过官署？大门口的站班的衙役一声吆喝，吓我一大跳，只见门内左右站着几个穿宽袍大褂的衙役垂手肃立，我这巡走进二门，又是一声吆喝，然后进入大厅。十个孩子都到齐，有人出来点名。静静地等了一刻钟，一位面团团的老者微笑着踱了出来，从容不迫地抽起水烟袋，逐个地盘问我们几句话，无非是姓甚、名谁、几岁、什么属性之类的谈话。然后我们围桌而坐，各有毛笔纸张放在面前，写一篇作文，题目是‘孝弟为人之本’。”
官僚和旧时衙门的威风、气派，从这种威风、气派中所透出的僵硬、陈腐、愚蠢，都在这番话里历历分明，惟妙惟肖地映了出来。如果有谁目睹了这番场景，同时联想到学校的开办最初出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老罗斯福总统的动议，想来一定会哑然失笑。
好在少年梁实秋在通过了那场滑稽的复试后，便基本从此摆脱了它所代表的那种形态的文化意识的纠缠，转而进入了一个对他说来完全陌生而又新鲜的文化环境。
在清华园，他度过了八年时光。
二、平静的校园
尽管清华学校存在不少不尽如人意之处，甚而还有一些弊端，但在梁实秋看来，它依然是值得怀恋的。这所学校不仅不同于当时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冒出的各类官办或民办“学堂”，与一些名声藉藉的大学也有区别。它毕竟是以更先进的教育思想为其办学指导方针，较之其它高等学校毕竟具有更为鲜明的现代色彩，它所罗致的各方面人物也毕竟堪称当时最优秀的人材。在清华园，梁实秋好似忽然成熟了。他热切地阅读《阿丽斯异乡游记》、《陶姆伯朗就学记》、《柴斯菲德训子书》、《金银岛》、《欧文杂记》、《洛杰爵士杂记》、《七山墙之屋》、《块肉余生述》、《威尼斯商人》等读物。
这些从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文学作品，不但在他眼前展示出一幅幅新奇、瑰丽的形象世界，而且，也突入了他的理性思维之中。他开始怀着惊喜参半的心情，以极大的兴趣，对充斥于这些作品的新鲜观念、新鲜意识细致地咀嚼着、吸吮着，他从这些读物里读到的是分明不同于《论语》、《史记》、《汉书》、《杜诗》以及《绿牡丹》、《水浒传》、甚而《红楼梦》的另一种情致，另一种风韵。他那时求知的欲望“变得非常旺盛”，“对于一切的新知饥不暇择地吸收进去”，“每次进城在东安市场，劝业场、青云阁等处书摊旁边不知消磨多少时光流连不肯去，几乎凡有新刊必定购置”，“三十岁以后，自己知道发奋读书，从来不敢懈怠，但是求知的热狂在五四以后的那一段期间仍然是无可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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