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使我们看到一个多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封建统治集团已暮气日深，陷入摇摇欲坠、朝不保夕的困境；另一方面则是其从上到下概无例外地愈加疯狂的为非作恶，抓住一切机会以享受权力在握的那种幸福。
在这种情况下，其教育水平也就可想而知了。国文老师教授《诗经》，据说依据的是“他的祖传秘方”，就是让学生拼命地读、背诵、却从来不讲解。读诵时的情景是很令人发噱的：“他领头扯着嗓子喊：‘击鼓其镗’，我们全班跟着喊‘击鼓其镗’，然后我们一句句地循声朗诵‘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他老先生喉咙哑了，便唤一位班长之类的学生代他吼叫。”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历史的逻辑是任何人都抗拒不了的。191l年辛亥革命爆发，鼙鼓之声动地而来。一夜之间，忽然一切都变了，旧的社会秩序土崩瓦解，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
在这种时代里，最难以令人接受而又不能不接受的，是衡量人的价值标准的完全颠倒。威势赫赫不可一世的端方大人，被儿个士兵轻易地割掉了脑袋，并且开玩笑似的传来传去，供人观赏、笑骂。不用说，陶氏学堂也只能关门大吉。原先那些在学堂里支使老妈子、喝酸梅汤、给老师丢纸团、动辄动手打人的俊角们现在命运如何呢？宅心忠厚的梁实秋没有明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们后来全都“不知下落”了。但大量的资料告诉了我们这“不知下落”的含义是什么，还不是大都变成了被怜悯、被施舍的对象！
辛亥革命是那样的不彻底，结果是那样的令人失望；但是它毕竟把中国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毕竟在一潭死水中激起了不大不小的一阵波澜，毕竟象天边的闪电一样在一刹那间把通向未来的布满荆棘的道路照亮了一下！
梁实秋即深深感受到了自己所沾受的辛亥革命的恩惠。他具体讲述了他们一家剪辫子的过程：“在剪辫子那一天，父亲对我们讲了一大套话，平夙看的《大义觉迷录》、《扬州十日记》供给他不少愤慨的资料，我们对于这污脏麻烦的辫子本来就十分厌恶，巴不得把它齐根剪去。”——当然，就是连这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不会象后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在梁实秋的亲属中，有一位“二舅爹爹”剪辫子时就“忍不住泫然流涕”。
通过这场革命，梁实秋获得的最大好处，是得到了到名符其实的新学堂——公立第三小学——学习的机会。这所学校设立在东城根新鲜胡同。梁实秋和他的大哥都被编入了高小一年级。在这里，他终于接受到了管理和课程设置都合乎现代文明精神的教育。
使他终身难以忘记的周士棻先生，这时正好担任他们的“主任教师”。周先生教他们国文、历史、地理、习字，同时还兼管训育课“修身”。这位周先生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特别注意主活上的小节，例如钮扣是否扣好，头发是否梳齐，以及说话的腔调，走路的姿势，无一不加指点”。在这些方面，他自己“即是一个榜样”。他布衣布履，纤尘不染，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迈大步昂首前进，几乎两步一丈。讲起话来和颜悦色，但是永无戏言。周先生在学生中受到了普遍的尊重和欢迎，梁实秋甚至说他“是我真正的启蒙业师”。
在第三小学的三年学习，梁实秋的心情总的来说是愉快的。他认真的学习英文，并屡次因为成绩优秀受到“嘉勉”；认真的听周先生讲中国历史；认真的上手工课、音乐课；还着迷似地玩足球、做体操——他们的足球场很简陋，“操场不划线，竖起竹竿便是球门，一半人臂缠红布，笛声一响便踢起球来”。虽则如此，他们玩的却极尽兴。对于诸多课程，梁实秋都能应付欲如，取得好成绩，唯独视“算术”课为畏途，一提起“鸡兔同笼”一类的算题，脑袋就嗡然胀大，他抱怨说：“象‘鸡兔同笼’一类的题目我认为是专门用来折磨孩子的，因为我当时想鸡兔是不会同笼的，即使同笼也无需又数头又数脚，一眼看上去就会知道是几只鸡几只兔”。梁实秋对自己在数学方面的低能所作的这些辩解，显然是可笑的。
梁实秋在这所学校中不能忘怀的另一件“大事”，是学校组织的一次“远足”，那天他们晨曦未上就赶到了学校，首先大喝了一顿以细长菱形薄面片加菜煮成的一种“柳叶汤”。因是免费供应，学生们喝得都很开心，“有人连罄数碗”。上路时，还特地向步军统领衙门借了六位喇叭手，排在队伍前面开道，“六只亮晶晶的喇叭上拴着红绸彩，嘀嘀打打地吹起来，招摇过市，好不威风！由新鲜胡同走到东直门外，约有四五里之遥，往返将近十里”。事后梁实秋对这次远足很满意，说自己第一次徒步走出北京城墙，有“久困出柙之感”。
自然，即使这类新式学堂，也还是难免产生弊端。首先令梁实秋感到迷惑的，是有些学生的行为太粗野。比如一个绰号叫“小炸丸子”的同学，单单因为长相不讨人喜欢就成为一些人欺弄的对象，经常“被抬到讲台桌上，手脚被人按住，有人扯下他的裤子，大家轮流在他裤裆里吐一口痰”！其次，一些人说脏话的习惯，也使受到过良好家教的梁实秋极不舒服，有些人“不只是‘三字经’常褂在嘴边，高谈阔论起来其内容往往涉及‘素女经’，而且有几位特别大胆的还不惜把他在家中所见所闻的实例不厌其详地描写出来。讲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津津有味……性教育在一群孩子们中间自由传播，这种情形当时在公立小学为尤甚，我是深深拜受其赐了。”梁实秋提供的这个情况，从另一个方面向我们的思想家、教育家、心理学家、社会问题研究专家对从旧体制走向现代社会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出了一个现实课题。它表明，久受禁锢的荒芜心灵如一旦开禁，若是不能同时提高其文明和教养水平，只会盲目地滥用自由权利，将会出现始料不及的严重后果。
到1915年，梁实秋在第三小学整整度过了三年的时光。最后，他是以优异成绩、抱着大量奖品离开这所母校的。毕业考试时作文试题是“诸生试各言尔志”。凑巧他们曾做过这个题目，许多同学在文章中都说将来要“效命疆场，马革裹尸”。梁实秋说他本人“其实并无意步武马援，但是我也摭给了这两句豪语。”事后主考者说：“第三小学的一班学生有一半要‘马革裹尸’。”此言是笑谈还是别的什么，现在已无从分辩了。
但是，它倒也概括地表明了一代学子们的精神风貌。
梁实秋老年时回顾少年时代的学习生活，感慨系之地下了一个断语：“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小时了了是记实，大未必佳则全是自谦。按照一般标准，如果佳或不佳主要是指一个人在其一生选择的某项事业做出的成就高低，那么，他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贬抑得那么厉害。他成年后确实没有做到如小学毕业作文时写的那样：效命疆场，马革裹尸。但他在另一些领域中取得的成绩是人所共知、有口皆碑的。而这，也正是我们在本书以后篇章中将要着力阐述的。
所以，他那句自伤老大的断语应该修正为：小时了了，老大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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