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以为极有趣的，是北京人日常生活中的“礼”，这种“礼”实际是平民百姓们在艰难的环境中基于自身的生存而需要维护的一种彼此间的正常的合度关系。
梁实秋在旧时代北京的商店里观察到的现象是很有意思的。
他说去瑞蚨祥买绸缎，一进门就可以如入无人之境，照直的往里闯，见楼梯就上。上面自有人点头哈腰，奉茶献烟，陪着聊两句闲天，然后依照主顾的吩咐支使徒弟东搬一块金缎，西搬一块丝绒，抖落满一大台面。任你褒贬挑剔，把嘴撇得瓢儿似的，店伙在一旁只是陪笑脸，不吭一口大气。多买少买，甚至不买，都没有关系。客人扬长而去，伙计恭送如仪。
到了饭馆，礼仪更周备，也更透着亲切，真使人有如坐春风、宾至如归之感。一进门口马上就有人起立迎迓，大声喊着：“二爷来啦！”或“三爷来啦。”顾客排行老几，店伙能记得清清楚楚。点菜的时候，跑堂的会主动的告诉你：“二爷，别吃虾仁了，虾仁不新鲜！”要是换上山东人开的馆子，这句话可就变成了：“二爷，甭吃虾夷儿了，”虾夷儿不信香。”一阵磋商之后，恰到好处的菜单拟好了。如果等菜不来，客人不耐烦地拿起筷子敲击盆子，这在从前的北京饭馆里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表示招待不周。不光掌柜的要亲自出来当面道歉，而且还马上挑起门帘让客人看着当班的跑堂扛着铺盖走出大门——表明他已遭辞退。而事实往往是他从大门出去又从后门回来了。尽管如此，主客之间的那份相待如宾的关系还是令人心向往之的。
中国的“礼”，是一个相当复杂的命题。不同阶层的礼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容，不同的作用。有的不懂礼而实际践行礼，有的制定礼而蔑视礼、践踏礼，有的靠礼维护正当生活的权益，有的以礼杀人，以礼吃人。古代的圣人一再地慨叹：礼失而求诸野。有以夫！
梁实秋感兴趣的，还有北京人对生活所特有的那艺术眼光和态度。在他看未，北京人虽地处朔方，经年风沙扑面，但这里的人民大众心理却颇细腻，对生活有着独到的体验与感受。
就说吸烟吧，本来是很不起眼的小事一桩，但北京人吸起烟来就另多有一番情趣。梁实秋以他的祖母为例说：“我祖母抽水烟。水烟袋仿自阿拉伯人的水烟筒（hookah），不过我们中国制造的白铜水烟袋，形状乖巧得多。每天需要上下抖动的冲洗，呱哒呱哒的响。有一种特别的烟丝，兰州产，比较柔软。用表心纸柔纸媒儿，常是动员大人孩子一齐动手，成为一种乐事。”
若是碰上家里有病人，需要延请当时的一位名医周立桐来看病，这一“乐事”就更被艺术化，具有了更高的可欣赏性。梁实秋十分生动地描画这一图景说：“老人拿起水烟袋，装上烟草，突的一声吹燃了纸媒儿，呼噜呼噜抽上两三口，然后抽出烟袋管，把里面烧过的烟烬吹落在他自己的手心里，再投入面前的痰盂，而且投得准。这一套手法干净利落。抽过三五袋之后，呷一口茶，才开始说话：‘怎么？又是哪一位不舒服啦？’每次如此，活龙活现。”
这种把日常生活艺术化、趣味化，努力从中咂摸点滋味出来的趋向，不仅衣食不缺的中上等人为然，就是终年啼饥号寒的贩夫走卒，只要有可能，也能从平庸的生活和简单的劳动中寻觅到许多乐趣，于是粗糙的心灵变得格外细腻。粱实秋记录过北京“煤黑子”摇煤球的劳动，那种自得其乐的情景，着实富有趣味：秋风起时，北京家家户户都要摇煤球，以防御漫漫长冬。先是一串骆驼驮着一袋袋煤未子卸到各家门口。随后，“煤黑子”们便进了门，手里拎着筛子、耙子、铲子、两爪钩子之属，头上包块布，腰问褡布上插一根短粗的旱烟袋。煤末子摊在地上，中间做个坑，倒上水，再加上适量的预先备好的黄土。于是两个大汉就将捋袖子搅拌起来，直搅得如同一瘫软泥，然后细细地把煤泥平铺在地上，做成一块黑色大蛋糕一般，用铲子拍得平平正正、光光溜溜。这时候，“煤黑子”该休息了，他们从腰间扯出旱烟袋，一边喷云吐雾，一边微笑着满意地打量着自己的杰作，嘴里叙谈些闲话。休息毕，煤泥稍稍干凝，便用铲子在上面横切竖切，切成小方块，“象厨师切菜切萝卜一般手法伶俐”。这时，整个工作进入关键时刻，艺术化的程度也更高起来。煤黑子在地上“倒扣一个小花盆，把筛子放在花盆上，另一人把切成方块的煤末子铲进筛子，便开始摇了，就象摇元宵一样，慢慢的把方块摇成煤球，然后摊在地上晒。一筛筛的摇，一筛一筛的晒。”这哪里象一群卑贱的劳动者下苦力，分明如艺术家对着自己的艺术品进行精雕细刻。
走在街上，煤黑子因为身上脸上都有着明显的职业特点，很容易被人辨认出来。调皮的孩子往往跟在身后大声唱起一首儿歌：
煤黑子，打算盘，
你妈洗脚我看见！
唱者本人其实并不明瞭歌词的真正涵意，听的也不以为忤，顶多不过回转头龇着白牙威吓一通了事。梁实秋小时候也很喜欢唱这首儿歌，尽管他“好久好久都没有能明白为什么洗脚不可以令人看见”。
生活虽然有情有趣，但对于普通的北京人来说，生活负担又毕竟太沉重了。尤其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里，最低限度的温饱问题仍是最迫切、也最现实的问题。
梁实秋孩提时代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非常同情北京大多数人的遭遇，常常为他们终生摆脱不掉“啃窝头”的命运而愤愤不平。
在北京，窝头是平民百姓的主食，同时又是家境穷苦的象征。贫苦出身者，常被讥笑为是“啃窝头长大的”。一个人若带有穷酸相，也常会被人当众奚落说“瞧他那个窝头脑袋！”变戏法的卖关子，在紧要关头停止表演伸手向观众讨钱，若观众纷纷逃跑作鸟鲁散，变戏法的会急得在后面跳着脚大叫：“快回家去吧，窝头糊啦！”车夫向坐车的额外再讨赏钱时，常说的一句话也是“请您回回手，再赏几个窝头钱吧！”
总之，窝头在北京是一种身份地位，生活水平的象征。绝大多数的北京人便都属于这个阶层，是地地道道“啃窝头长大的”。杜甫诗云“百年粗粝腐儒餐”，所谓粗粝，也不外窝头一类的食品。连读书的“腐儒”都要顿顿扛一个窝头为餐，更何况一无所有的穷苦大众呢！
如果连窝头都啃不上，在北京，那就是更等而下之的一类人了。所以每到严冬，北京往往又有慈善家发起成立“窝窝头会”，以赈急济困。仁者用心，固然蔼然足多，但是嗟来之食，不仅使受者心理难堪，而且也很不可靠。况且以“窝窝头会”为名也嫌不雅。所以梁实秋认为最好“别在穷人面前提起窝头”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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