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实秋脑海里留下清晰印象时另一桩往事，是母亲给他梳小辫子的情景。老年时，他曾以戏谑的口吻给别人唱起过一首北京的儿歌：
小小子儿，坐门墩儿，
哭哭啼啼的想媳妇儿。
娶了媳妇干什么呀？
点灯，说话儿；
吹灯，作伴儿；
早晨起来梳小辫儿。
幼年时代唱起这首儿歌，感兴趣的其实并不在“点灯说话，吹灯作伴”那些更复杂、更深奥的内容，反倒是对最后一句有更真切的体会。这是因为梁实秋对小时候留在脑袋后面的那条小辫子太憎厌了，憎厌它象猪尾巴似的难看，也憎恶梳理时的麻烦。他诉说道：“睡一夜觉，辫子往往就松散了，辫子不梳好是不准出屋门的”，因之，早晨起来梳辫子便成为大事。辫子必须由母亲给梳，而母亲又很忙，所以梳时不免手忙脚乱，有时梳紧了，直揪得头皮发疼。由于这个缘故，梁实秋非常讨厌这根怪物般的“猪尾巴”。年
龄渐长后，父亲给他读《扬州十日记》、《大义觉迷录》之类的书，又给他讲述清军入关之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故事，愈加增长了他对辫子的反感。辛亥革命后，他一溜烟似的跑到东总布胡同西口路北一个新开设的理发馆，一刀下去，辫子落地，虽是“连揪带剪，相当痛，而且头发渣顺着脖子掉下去，”但仍感到“十分快意”。自然，这些已都是后话。
母亲有时候也会发脾气，那是在他发蒙后对他进行教读的时候。小时候的梁实秋非常淘气，对“人手足刀尺，一人二手，开门见山，山高月小，水落石出”这类文字实在缺乏兴趣。每当看到他读书不认真，母亲就高举起苕帚疙瘩进行威吓。不过，真打的时候并不多。每次都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有一次，母亲督责他读书，读到“一老人，入市中，买鱼两尾，步行回家”，不由大惑不解，问母亲“为什么买鱼两尾就不（步）许他回家？”
也是在此期间，开明的父亲给儿女们订了一份商务印书馆出的《儿童画报》，以培养孩子们的想象能力和审美情趣。与此同时，梁实秋还翻阅了家中保存的一箱《吴友如画宝》。对上面的文字似懂非懂，仅能了解大意，但梁实秋自觉从中认识“社会人生不浅。”关于性的知识，他说，最初便是“八九岁时从吴友如几期画报中领悟到的。”
总的说来，内务部街20号梁家的家庭关系是和谐、美满的。但如同一部优美的乐章中也可能存在着不谐和音一样，在这个不缺少温暖和厚爱的家庭中也有着阴冷、恐惧的另一面。旧时代中大家庭特有的那种“封建色彩”在这个家庭里同样有所表现。
比如，每天早晨起床后，一群孩子必须排着队到上房给祖父母请安。仪式严肃而隆重：“象早朝一样的肃穆而紧张，在大柜前面两张二人凳上并排坐下，胆短不能触地，往往甩腿，这是犯大忌的，虽然我始终不知是犯了什么忌。祖父母的眼睛瞪得圆圆的，手指着我们的前后摆动的小腿说：‘怎么，一点样子都没有’，吓得我们的小腿立刻停摆，……当时我心里纳闷，我甩腿，干卿底事。”想是那样想，可是当时没有哪一个敢于说出再如，大家庭的膳食也是有严格等级规定的，祖父母吃小锅饭，父母亲和孩子们吃普通饭，男女仆人吃大锅饭。
祖父母的所谓“小灶”，其实，也并没太大的区别，同样是爆羊肉、烧茄子、焖扁豆之类，不过是细切细做而已。有时碰上祖父高了兴，用筷子夹起一块半肥半瘦的羊肉片塞进孩子嘴里，孩子们不但不欣赏，还会“闭着嘴跑到外面就吐出来”。这里让人不舒服的，不是饮食具体内容的区别，而是通过饮食一道所反映出来的等级尊卑关系。家庭，本来应是一个最富温情的地方，如今，却因为彼此需要划清“界限”而凉薄了许多。
梁实秋的祖母对这种“界限”计较得尤其认真。老太太气派颇大，深得怡养之道，每天早晨要喝燕窝汤。都得头天夜里由一个叫张妈的女工预先侍弄好。这是个极费功夫的细活，“老张妈带上老花眼镜坐在门旮旯儿弓着腰驼着背摘燕窝上的细茸毛，好可怜！”梁实秋看到这副情景，常感到于心不忍。祖母的规矩又特多，不许逾越分毫。在大家庭里，主人对仆人如有所赏赐，照例，仆人要请安道谢。有一次吃饭后，梁实秋与他的大哥忽然心血来潮，也想玩弄把戏似的效仿仆人的动作，大哥在前，梁实秋鱼贯跟进，大哥
“屈下一条腿深深请了个安，并且说了一声‘谢谢您’！祖母勃然大怒，‘好哇！你把我当做什么人？……’气得几乎晕厥过去。父亲迫于形势，只好使用家法了。从墙上取下一根藤马鞭，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一五一十的打在我哥哥的屁股上。我本想跟进请安道谢，幸而免，吓得半死。”一幕小小的儿童恶作剧，竟惹下一场大祸。这件事给梁实秋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说自己正是由此“对于无理的专制与压迫在幼小时就有了认识”。并且由于那顿饭他们合家吃的是榆钱糕，致使再以后“见了榆钱就恶心”。
类似这样让人不高兴的事，随时都会发生。稍不小心，说不定就会触犯了哪位的忌讳。弄得一家人尤其是孩子们经常战战兢兢，若履薄冰，生怕无意中闯下大祸。
谁知越是怕，越是难以避免。梁实秋十岁时，到一所小学堂去上学，学校里有体操课，发给学生每人一身白帆布制服，有亮晶晶的铜钮扣，裤边还镶贴了两条红带。他喜不自胜，兴冲冲地穿了回家，刚要向父母兄弟姊妹们夸耀，孰料迎面被浇了“一头雾水”，祖父气得直跺脚：“好呀！我还没死，就先穿起孝衣来了！”从此，梁实秋每当上了体操课回家，再不敢忘记“先在门洞脱衣，换上长褂，卷起裤筒”，而后才能进院。
在旧式大家庭里，这种“代沟”最集中地体现于公婆与儿媳的关系之中，这也是童年时梁实秋最难以接受的一点。他亲眼看到，合家从上到小，最辛苦的是母亲，受斥责非难最多的也是母亲。她要张罗一家大小的衣食，要把一切家务全都料理好。在公婆面前必须永远做出一副笑容。她必须注意不能犯有一点过失，不但自己不能犯，还要注意不要使孩子们犯。否则，便要追究她的责任。对这种明显的不公正不人道行为，梁实秋愤愤不平，弄不懂亲亲热热的一家人，何以非得弄到这般壁垒分明。然而，公正而论，梁实秋的祖父也并非是那种不通情理的老顽固。是封建关系把他嵌在了一个特定的位置上，他只不过是不自觉地执行着照封建伦理看来他必须担当的职责而已。究其实，他也是很孤独、很苦恼的。他常年端坐于上房，终日为伴的只有老妻，从子孙辈那里他得到的尊重倒是很多，多得都过了剩，然而其中又有多少真正亲密的成份呢？寂寞透顶的时候，祖父有时也需要一点慰藉，这时，他就会绽开僵硬板正的脸，露出亲切的笑容，显示出他仁慈而且风趣的另一面。说不定，这常被压抑着的一面倒正是他的本性所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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