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穷则变’，是目前普遍的呼声，中国的时局无须我们‘危词耸听’，更不容许我们再来‘巧言文饰’了。”甭说，这准是沫若先生的大作了。老舍念了个开头，便猜准了是出于郭老之手，他迅速地将全稿看了一遍，将稿子放在桌上，长舒了一口气，说：“好是好极了，谁能听你进的这一忠言呢，别多了，这上头能有十分之一，不，百分之一兑了现的，就很不错了。”老舍一边说着，一边把自己的名字签上，继续说道，“就这一条吧，‘取消一切党化教育之设施，使学术研究与文化运动之自由得到充分的保障。’这不是明摆着要从人家手掌上抢权吗？幻想呵。这几年，我是从一点一滴开始认识他们的。到了，还是让我把他们看清楚了。说句心里话，真要有个民主的政府，才能保障充分的自由。”
郭老和翰笙同意地点点头。“走，我们去复旦走走，多找几个人签名，把声势搞得大些，打不着他们也吓他们一跳！”
二月二十二日，《新华日报》第二版头条刊登了《进言》，在文章后面排列了包括自然科学界、哲学、法律、历史、教育、出版、语言、社会科学界、文学、戏剧、电影、舞蹈、音乐、美术等三百一十二人的签名。
一夜未眠的张道藩，倚在沙发上，闭上眼，他想在咖啡送来之前，能闭上眼休息个五分钟。委员长的训示，他不敢有半点怠慢，已经有两天了，他在草拟一份非常严厉的计划，让文艺界在高压政策下俯首贴耳，尽管他知道，这也许并不能奏效，但是或许可以解解燃眉之急，至少不让这些文人跟着周恩来的调子唱出什么不好听的歌来。
厚重的门上传来几声“笃笃”的敲门声。张道藩因为没能享受到五分钟的休息，而恶狠狠地骂道：“进来、浑蛋！”
服务员小心翼翼地把咖啡放到张道藩面前的茶几上，又把一摞当日的各种报纸也放下，低声地询问道：“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张道藩挥挥手，服务员退了出去。
张道藩睁开布满血丝的眼，先从报纸堆中拣出那份最叫他头疼的《新华日报》，他必须得承认，他几乎有一半的精力是化在与这份报纸做斗争的事情上。第一版上的各种消息并未引起他的兴趣，当他翻开报纸，看见了《进言》，扫到了后面黑湖糊的签名。他简直不敢相信，额头上即刻泌出一层细密的汗珠，一双血红的眼睛在字里行间寻觅着，思忖着。当然，他完全明白这篇进言是周恩来记者招待会上演讲的翻版，或者说是呼应，而最叫张道藩难堪的却是几乎代表着整个知识界的三百多人的签名，他已无法再向委员长交待，而且，还有几个知己的亲信也混迹在里面。他火冒三丈，冲到电话机旁，拨通了电话，找到了华林，张口骂道：“你吃着国民党的饭，替共产党服务，你这个饭碗还要不要？”
听筒里传来华林唯唯诺诺的声音，华林几乎是要哭了出来，最后干脆哭出声来：“我，我被郭沫若他们骗了。”
“你，你马上给我登报声明！”胀道藩啪地挂电话。摆在他眼前的只有一个补救的办法，就是动员签名者发表声明，把共产党、郭沫若打过来的巴掌，再回敬给他们，他第一个便想到了老舍，他知道这个法码在天平上的份量，他要所有的宣传、文化官吏们出动，说服签名者，而老舍，他决定自己亲自去。
“我们去登一登缙云山。”
开门见山第一句，张道藩并未提别的事，只是邀请老舍一同爬山。老舍无法拒绝，一同慢慢地向绪云山口走去。
“舍予兄，我们之间这几年可能有了一些误会，来往也渐渐地稀了，不管怎么说，我一直是把你当做自己的挚友。”
“不错。所以，我要直言相告，《进言》的事，是我个人在极其情愿的条件下签的名，此其一。其二，我不会像华林一样，去讲什么自己上了什么人的当，受了什么人的骗。”
张道藩被老舍的“先发制人”弄楞了，停在上山的石阶上，上不是下不是，真恨不得一枪打死眼前这个穷酸文人。
“道藩兄，我们是上山呢，还是下山？”老舍嘲弄地看着。“上山！”张道藩硬着头皮，向山上爬去。
绪云寺的太虚和尚迎接了他们，陪着他们在各殿参观了一番。张道藩一声不吭，铁青的脸上挂着一层阴霆。吃过素斋，张道藩辞退了僧人和随从，把老舍拉到山顶，挺着阵阵迎面而来的寒气，大声问道：“舒老舍，你究竟打算怎么办？！”
“还是那句话，你们要是不想要，我就扛着‘文协’的牌子上延安！”
“共产党给了你什么好处？”
“一分钱没给，可给了我希望，你知道吗，希望！”
两人默默地互相看着，谁也不再“喊”下去了。在目光中既找不到那种信赖的目光，也找不到那种仇视的目光，有的仅仅是一种陌生，一种诧异的陌生。
张道藩终于拂袖而去，再也不回头看上一眼。
漫长的七年，老舍在中国繁杂的社会中，终于摒弃了一些，又终于选择了一些，一九四六年，由美国文化处官员费正清提名，小说家舒舍予、戏剧家曹禺受到了美国国务院的邀请，到美国讲学。
抗战胜利了，内战的阴云密布。老舍和曹禹登上赴美的轮船，眼望国势日衰的故乡，优心忡忡，当汽笛鸣了，他们谁也没有吭声，只是在心的底处，默默地叨念着，再会，中华大地！
再会，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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