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说查阜西是“知音”呢。老舍心里一起急，老查立刻去找人找车，风风火火，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老查家的天塌下来了呢。
回到龙泉村，便赶上过八月节，常培的病已好，于是两人共同出钱，招待大家。中秋月下，足足实实摆了一桌，老舍宣布完，筷子便动了起来。老舍一路说下去，感谢大家的款待，今儿就算和大家告个别，有功夫到重庆，欢迎大家来玩。最后，他指了指桌上的菜，笑着说：“我的话完了。诸位，破着老肚儿吃你的！”
龙泉村的“居民”还真舍不得舒舍予走呢。他带来了欢乐，调剂了刻板的研究生活，又叫人们在贫困与困扰之中得到了一份温暖。于是，人们步行着把老舍送回昆明市里，送上回重庆的飞机。
老舍爱动感情，透过小圆窗户，望着机翼下渐渐变得小小的送行的人们，他的眼角潮湿了……
“有福之人不用愁。”
别人找老舍，踏破了白象街寓所的门槛，还是没见着，光是托姚蓬子转给老舍的便笺、短札加起来也够了一捆。可阳翰笙找老舍，那真是赶了寸劲儿。老舍前脚跨进门槛，没容把大气喘匀实了，阳翰笙后脚便跟了进来。
“我说你可真行啊。你要是再不回来，我这都准备给你开追悼会了。”这几个月，老舍想的多了。他想过不干，想过躲起来，想过再去教书，
可后来，什么也挡不住他回来的决心，他不但要回来，回到“文协”，还要象象样样地把“文协”支撑下去。此时，他把阳翰笙让到竹椅上坐下，急切他说：“有什么安排？”
“好。周公指定你负责组织给沫若先生祝寿。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纪念。”
意义毋须阳先生多讲了。老舍也明白他代表着什么人。“皖南事变”后，文艺界一落千丈，往日为了抗日那股子轰轰烈烈的劲头不知哪去了。老舍知道，一旦涣散下去，散了的沙再难拢到一块了。这大约就是周公心里的主意吧。
“我这就去！”老舍说着站了起来。
十一月十六日。在中苏文化协会的檐前挂上了一枝硕大无比的毛笔，还刻上了“以清妖孽”四个碗口大的字。另外，还挂了一面不大的玻璃镜，据说是“照妖镜”。这一笔一镜仿佛成了门神，能避鬼神。好人见了放声大笑，因为逗儿！心里有鬼的人难免不“格登”一声，打嘴上把那句本来要骂出口的话咽回肚子里了。
来了多少人，老舍也数不清了。反正签名纸换了一张又一张，等到冯焕章将军宣布开会了，签名的人还一批一批地往里涌。从人们真诚爱戴的目光中，老舍感到了民众的力量——不可抗拒，不可镇压！一时间，他有许许多多的感受要讲出来，又怕耽误了大家的功夫，就事论事，他仅仅把有关纪念沫若先生的一些事情讲了讲，便让位给周恩来先生了。“作一个现代的中国人，有多么不容易啊！五千年的历史压在你的背上，你须担当的起使这历史延续下去的责任。可是，假若你的热诚是盲目的，只知‘继往’，而不知‘开来’，那五千年文物的重量啊，会把你压得窒息而亡。你须有很大的勇气去背负它，还须有更大的勇气去批判它：你须费很大的力量去认识它，还须呕心沥血去分析它，矫正它，改善它。你必须知道古的，也必须知道新的；然后，你才能把过去的光荣重新使世界看清，教世界上晓得你是千年的巨柏，枝叶仍茂，而不是一个死尸啊！”
老舍终于没来得急说上几句心中的感受，只好把这些感受一篇篇写在纸上。而就在朋友们拿着十一月二十一日的《时事新报》，看着这篇“参加郭沫若先生创作二十五年纪念会感言”大声叫好的时候，在歌乐山深处的一幢不大的别墅中，张道藩手里也拿着一份同样的报纸。显然，他不但看了，而且深悟其中的奥秘。他不安地在屋中踱着，地板被压得吱吱作响。门一开，潘公展走进来，张道藩扬了一下手中的报纸：“看报！”
“看了。”潘公展随手把手上的报纸丢在茶几上。“我不愿意成为事实的，现在看来真要变成事实了。一个完全中性的，一个从不过问政治的老脑筋，开始唱共产党的歌了。”说不上张道藩是伤心还是气愤，猛地坐在沙发上，对着周围儿个早已恭候多时，而一直未张口的人说：“开会。”
“我先谈谈委员长关于书报审查制度的训令。”潘公展面无表情他说。连年的辛劳和少着营养的饭食，老舍到底是落下了毛病。最初是头晕，渐渐地，头晕变成了头昏，而头上的毛病一定要影响专门用脑袋挣钱的写家。从昆明回来后，头晕症非但没有减弱，反倒是一天比一天更晕了，不得不经常搁下笔，把两只胳膊垫在脑后勺下，东想想、西想想。越是没有指望的越是爱想，这就是幻想。想完了北平，想老娘，想完老娘，想妻小，捎带手还想了想北平的各式小吃，就连姑妈的长烟袋锅也成了思念的东西。想到这，老舍喜欢乐一乐，再循着思索的轨迹往下“寻”去。永远想不腻的北京。可想的更多的是眼目前的一切。困窘的收入，苦撑的“文协”，国事的衰微……他把酒戒了，自然不光为了脑上的病，还为了钱。后来又去戒烟。就如同他形容何容一样，虽是挺得时间长些，却终究没能戒掉。他记起了哪年在《新蜀报》上写的杂文末了一段：
早晨吃豆浆与油条也须花两角多了！自元旦起，废止朝食。空着肚皮写作，脑子似乎倒更清楚。和尚们有每尸只进一餐的。由写家而出家，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倒许是条顺路。
在他那紧闭的嘴角绽出一丝不经意的微笑。
头晕症和没钱并绊住考舍的脚，他照例掐着脑门儿四处奔波着，照例把穿不着衣物押进当铺，把钱倒贴进“文协”的开支里。“谁让咱摊上这么个倒霉的事由。”老舍对朋友说。
四一年的十二月，香港陷落了，茅盾、夏衍等一大批文艺界人士都滞留在这块英国的殖民地上。为了这些人能安全地回来，老舍四处游说，争得他人帮助。
为了作家们的版税……
为了作家们不至于因为潘公展的“图书审查委员会”而出不了书……为了作家们最起码的人身自由……
老舍始终没停住脚。
转年，宣传部教育部干脆断了每月给“文协”的资金。他们不再乐意把钱给这个他们认为已经“赤化”了的组织。
火，再也压不住了。
老舍提笔给张道藩写道：“我是中国人，我爱国，我要抗战，全中国老百姓都要抗战！我被谁利用？我当然听老百姓的，我只知道抗战，这没错！你的话倒是很不利团结，很不利抗战呢，请你收回！”
他把信交给别人要亲自送到张道藩手上后，人，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一块堵心口的痰终于吐了出来。老舍决定去陈家桥冯公馆走走，看看这位“基督将军”，说上几句痛快的话。
他走下观音岩长长的石阶，好几天了，总有一个相同的面孔跟踪着他。过去，他听许多人讲过，国民党就爱搞特务那一套，他并不十分相信，现在，他总算尝到了叫人家跟踪的味道。
老舍停下来，在小烟摊上买了包烟，留意地向后看了一眼，他发现后面跟着的那位非常笨拙地藏到了电线杆后面。敢情这主儿并不十分机灵啊！老舍心里琢磨着想拿这位开个玩笑。他从烟盒里抽出一只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浓浓的烟霭又从嘴里涌了出来。老舍摆出一副悠闲自在的样子，四下里看看，好象在决定应该上哪。那主儿望着街上川流不息的过往行人，大约心里有点慌了，怕老舍一下子没影儿了，便闪出电线杆，往前凑了过来。老舍没容对方走近，便把烟头一扔，迎着走过去了，双手一抱拳，笑嘻嘻的说：“老兄，您一个月拿儿块钱？这么跟着也不嫌累得慌？！这么着吧，您不是还要写我的报告吗，我替您写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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