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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文人的抗战(2)

  老舍也把为抗战而写的小戏登在了创刊号上。他没忘了向忙得团团转的姚蓬子请安,并祝贺他如期完成任务。

  老舍身为“总务部主任”,最头疼的还是钱紧。

  老舍是那号楞叫自己刹紧裤腰带挨饿,也不能叫朋友受半点屈的人,虽在异邦也待了多年,可却挺看不上西人那套两人吃饭,各自会钞的臭毛病。他觉得这种冷冰冰的交际,太缺乏人情味。过去自己要单儿,待客接友总是那么透着大方,那总是除了稿酬之外,还有着一份“铁杆庄稼”似地工资收入,现如今操持这样一份家大底薄的大“家”,甭说是缺银短两地老闹“无米之炊”,就是有米有肉也还难操持得好呢。

  为接待英国诗人奥登和小说家伊粟伍德,便定下了德明饭店——派场还是要讲的,邀了文艺界人士近百人——体面不能失。可这些开销全部要钱啊。

  没旁的办法,只能再挨帮磕头,以解燃眉,坐冷板凳,甩脸子,老舍什么没见过,共满仨瓜俩枣的款子,还甭说曾经答应下的,好几个月了,崩子儿没见着,这便是政府的机关,这在先,甭说这几个钱了,就是再有这么一倍,宁肯不要,也不受那付气,老舍思忖着。可眼下,甭说这几个钱了,就是再少上那么一倍也得硬着头皮去磕这个头,谁让咱们是为众人效力的呢,老舍不再瞒怨谁了,套上他的夹袍,两手抄在袖筒里,一路紧走,奔了教育部。

  一听说是审请补助,就甩过来一句冷冰冰的官话:“先等着吧。”

  老舍为了能办成事,便强压着火气,坐了两个钟点冷板凳。还不见召见,他忍不住拉住一位科员询问:“我那事有点门没有?”

  “等着吧。”又是那句话。

  好,那咱就等了,反正不给解决,咱就不走。从上午等到中午,又等到下午,还不见动静,老舍耐不住一把推开了管事科的门,撞了进去。

  “出去,跑这来干什么?!”申斥中透着轻蔑,要不是在教育部的办公室,到真以为是什么人在撵叫花子呢。

  这声喝斥,让老舍再也忍不下去了。他索兴敞开大门,冲着满屋子人不紧不慢地说:“咱们这是好说好了的事,可要象您这位这个劲儿,咱们今儿就算叫上了。这年头,谁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我愿意来这儿找诸位的麻烦吗?可我既然来了,就必定要有个眉目。再说,我既然敢来这衙门口要钱,你就应该问清个缘由,要不得罪了人,都不知道怎么得罪的,将来指不定让那位吃不了兜着走呢。”

  这几句话,声音不高不低,节奏不缓不急,温温吞吞,和和气气,可就是让那几位听着的主都坐不住了,科长摘下眼镜,擦掉了水气,重新戴上,凑过跟前:“您先生是……?”

  老舍打心眼里腻透了这帮子混官饭的虫儿,要不是为了“文协”他一辈子也不愿意和这道号的人打交道。

  他把身子一转,避开了凑近来的油头粉面,“我叫舒舍予,去问你们的张次长!”

  老舍一甩袖子,头也不回,走了。

  老舍回到“文协”时,发现平日并不多见的沈雁冰、冯乃超都在那里等他。

  “你回来了,告诉你一个消息,周作人当了汉奸。”冯乃超说。

  “当了汉奸?”老舍一楞,知堂先生曾经是老舍十分敬慕的人。“现在打仗,消息有时难免传走了样,不会弄错吧?”他追问了一句。

  “哎呀,怎么会错?”锡金用手指着一个风尘朴朴的人说:“他刚从北平跑出来,周作人现在做了北平大学文学院的院长,那官能随便当得吗?那不是汉奸是什么?”

  老舍难过地摇摇头,“好糊涂啊,怎么会,怎么会……”

  “人不可有傲气,却不能无傲骨,他真给鲁迅先生丢脸。”楼适夷愤愤地说。

  “知堂先生或许是一时糊涂,或许是身不由已,我们还是应以人为善……”

  老舍话没说完,便被锡金打断了,“算了,死也不能当汉奸啊!”老舍不再言语了,恰巧这时工友进来,说是外面有人找舒先生。

  原来外面来找老舍的就是方才在教育部的那个科长和一个科员。但此时已判若二人了,那笑,那站,那一举一动的表情,虽都谦卑得有点过了头,可毕竟受看多了。

  科长从拎着的皮包里摸出一张支票,奉送到老舍面前:“您是大人不记小人过,这钱,您先收下,以后每月鄙人一定派员把钱送来,决不再劳您大驾。”

  老舍是个得饶人处且饶人的主儿,他收下支票,照例客气几句,猛然想起周作人的事,便问道:“您二位是在衙门里办事的人,消息一定比我们快,比我们准,我问问您二位,可知道周作人,知堂先生可是做了日本人的什么教育官吗?”

  “是的,不但如此,还在电台上发表了讲演呢。”那科长说。

  老舍相信了,同时觉得心碎。那曾经多么美好的一个形像——并不多谈政治,考究的文字、学者的风范,虽不像鲁迅那样成为文坛泰斗,思想的巨匠,却悠哉悠哉过着一种恬静、散淡的生活。毁了,这学者的形象永远去了,便再不能回来了,他走回里屋的时候,大家都看出他失魂落魄的样子。

  从北平跑出来的人,不仅带来了周作人当了汉奸这样的消息,而且还诉说了:拣煤核儿的小孩子被倭寇的车轮辗死,八旬老太叫日本兵用刺刀挑了,市面上再见不着白米白面,就连棒子面小米都成了精粮食,市民们吃的是杂合面就盐水,北平有城墙,东西南北都有城门楼子,城门一开,四乡八镇的菜呀果呀就可以滚滚而来,现而今,日本人成天把城门关得死死的,才不管老百姓有没有罗卜白菜吃呢,这些日本兵就喜欢“花姑娘”,于是便专有一路坏种替日本兵拐带妇女,多少良家女子惨遭厄运,往日北平城里那种宁静、不着谁惹谁,和和气气的日子再就没有了。

  老舍惦记着北平,惦念着老娘,前几年回家,他勒紧裤带在西直门里观音庵为母亲买下一处房子,为让母亲能乐乐喝喝,富富泰泰地安度晚年。那次把母亲接进新居,安顿好,他对娘说:“往后日子里缺啥买啥,您别总舍不得,我每月把钱汇来,您别再揽活干了。”对于老儿子的这份孝心,老太太心里甭提多乐了。不过她老人家可过不惯——逛逛万牲园,游游颐和园,听大鼓书看京戏的悠闲日子。得空,她还是愿意帮人干干活,她知道,日子艰难时候,不少人帮过咱孤儿寡母的,现在也应该报答人家才是。

  可如今的太平日子是没有了,谁知道什么时候,日本人也会把刀子架在白发苍苍的母亲头上,也说不准日本法西斯会连人带房一把火都给烧了,这些法西斯野兽不是奉行“三光”政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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