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被请来了，告之此病是水土不服所致，无需紧张，过儿日便会好起来。说完，给了两包“金鸡纳霜”便走了。“星岛”人吃此药，就好比北千人暑天逢病便喝绿豆汤一样，泄火、通气、舒肝、理肺、壮阳、补陶，只要能说的上来的功效，这药使都占齐了。
舒庆春遵医嘱服下“金鸡纳霜”，开始闭目养神了。这时窗外传来木履踏地而特有的那种嗒嗒声，或轻或重，或缓或急，不难想像出那些赤着脚，踢拉着木履的“星岛”女人神态，她们总爱穿着麻纱一类白色的或者香云纱一类黑色的衣服，虽然裤腿又宽又肥，衣服却是紧箍着身子的……
看着窗外湛蓝湛蓝的夭，椰树，摈榔树，棕榈树，可这蓝夭绿树的南国景色，却勾起了庆春的思乡之情，他想象了。六年了，北平会变成什么样了呢？家人现在也不知怎样了？
单说这一年吧，国内的战事一直不断。先是阎锡山和冯玉祥拉手和蒋介石开了战，后是老蒋又把阎锡山拉过去，抄了冯玉祥的后腿。直系的战事刚停，奉系又开打了。国民党在南方全力剿灭共产党，军阀间的混战都集中在了北方，真是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啊。
北方军阀又以北平为中心，军队在北平城里进进出出，今日高头大马，趾高气昂凯旋而归，明日也许就丢盔弃甲落荒而逃，当了孙子。这真是应了“成者王侯，败者寇”。
就说文化教育界吧，梁夫子启超逝于北平，蔡教授元培荣任北大校长。
苏联和华断交。
永定河决口。
周口店发现猿人头盖骨化石，这大约便是“北京人”的祖先了。
母亲大人怎样呢？庆春爱母亲，孝顺母亲，母亲也最爱他。二十七岁上，舒庆春离开了六十多岁的母亲。老话说是：“父母在，不远游。”而他一蹦子撩到了英国，掐着指头算起来，母亲今年该是七十有整了。
每逢遇到自己该过生日的口上，庆春便要伤感一番，他不是为自己。北平人都讲个“儿的生日，娘的苦日。”儿子在生日这天必定是应该孝顺孝顺老娘的。古往今来，多少英雄豪杰，为国尽忠，却难为忠孝双全，而庆春自己如今又客居他乡，不能对母亲尽孝，想到这儿，他便不由地涌上一股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转。
母亲也还有信来，她盼着老儿子早日归家……
舒庆春在床上病病歪歪躺了三天，想了许多许多，但也憋闷得够呛，病情见轻了，他便挣扎起来去做事了，这年头，穷人是躺不住的。
病好了，生活一切如旧，可他再也不写那本“爱情”了（指那篇《大概如此》的小说）。他没兴趣了，也不想再逗人发笑了。他停住了笑，目光循着南洋，循着这些海外华人的足迹开始思索了。
新加坡这个地方，象个尾巴梢儿，安在马来半岛的尾巴上。这里有马来人，印度人、白人，但最多的却是中国人。然而这众多人口的种族却也是最受欺辱的，他们没有硬气的祖国在后面给撑着腰。这些炎黄子孙不甘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一味的埋头苦干，硬是想凭把子力气，挣出个全山银山。然而他们的血汗虽使当地的经济日趋繁荣了，但他们的报酬却微乎其微。他们创造的劳动果实都被那些白人殖民主义者侵吞了。
中国人也渐渐看出了眉目，新的一代——在新加坡长起来的一代中国人，不再情愿任人宰割了。他们一方面被滚烫的东方民族的热血鼓拂着，一方面又被西方激进的思想撩拨着。他们要自由、要人权……后来，舒庆春再确切不过地描绘了这一代新加坡有知识的青年人。
“……英国中等阶级的儿女根本不想天下大事，而新加坡中等阶级的儿女除了天下大事什么也不想了。”
舒庆春被周围这些热血青年感染了，一方面他仍在教书，教给学生们祖国历史悠久的文化知识，一方面他在听着这些学生们开始大讲“革命”。
他搁下了《大概如此》短短几周，他的心气儿全变了。他想做点什么，似乎又嫌力气不够。他要好好琢磨琢磨生活。
除了上课，改卷子，他又开始拿起了笔。
在每日饭后，他忍着蚊蚋，熬着热，开始一点一滴写下了一个不是童话又像童话的故事。这就是《小坡的生日》。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既舍不得小孩的天真，又舍不得我心中那点不属于儿童世界的思想。我愿与小孩们一同玩耍，又忘不了我是大人。”
《小坡的生日》就是在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下写出来的。
他写的并不快，只是写写停停，四个月有了四万字。也到了年假，学期已末，要走便是个机会了。舒庆春这时已攒下了回家的盘缠，他再也绷不住劲了。于是便辞了教职，急匆匆地买了一张回国的船票，当天就跳上一艘往中国去的轮船，他要回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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